图为云冈石窟第20窟露天大佛。 （云冈石窟研究院供图）

　　从山西省大同市城区向西16公里，到十里河北岸武州山南麓，可见一处依山开凿气势恢宏的石窟，东西绵延1公里。这就是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是北魏王朝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之后精心打造的皇家佛教圣地，历时近70年完成。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这里现存大小窟龛254个，主要洞窟45座，造像59000余尊，堪称中华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代表了公元5世纪世界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告诉记者，近年来，大同市委、市政府始终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在文物保护、文化研究和景区发展等方面积极作为。

　　挖掘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云冈石窟是中外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佛教艺术与石刻艺术相融合的一座文化艺术宝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要坚持保护第一，在保护的基础上研究利用好。

　　据张焯介绍，云冈石窟开凿大致分为三期，即三个阶段。早期为文成帝时昙曜五窟的开凿，中期为献文帝、冯太后、孝文帝时皇家营造的大窟大像，晚期为迁洛后民间补刻的窟龛。云冈石窟造像分为两类：前则西域风格，后则华夏新式，集中展现了西来像法逐步中国化、世俗化的演进过程，堪称中华佛教艺术发展的里程碑。

　　云冈石窟研究，始于金代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最初，中国学者重在解析云冈历史与建筑，介绍邻邦的研究成果。1947年，宿白先生在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籍时发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文，并发表系列文章，从历史学与考古学角度，对云冈历史和艺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基本厘清了云冈石窟开凿分期脉络和历史沿革。

　　“云冈学”真正走向成熟从云冈石窟第一部通史问世开始。2006年，《云冈石窟编年史》出版，以考据和引证的方式标定了云冈石窟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确切坐标。

　　“近年来，我们的研究在向更深入挖掘文化和历史遗存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方面拓展。”张焯说，云冈石窟研究院整理编写了窟前、窟顶考古发掘报告，开展洞窟调查。创办了《云冈石窟研究院院刊》，出版《云冈石窟词典》、《平城丝绸之路论文集》等多种学术与普及性读物，并通过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挖掘文化和历史遗存，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深入挖掘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坚定文化自信。云冈石窟的文化研究就是沿着这样的路走的。”张焯介绍。

　　2019年云冈石窟研究院出版《云冈石窟全集》，该书用图12710张，收录造像59265尊，成为迄今为止最为完整和权威的云冈石窟影像谱系资料，走向了国内“云冈学”研究的最新高度。

　　从抢救性加固到预防性保护

　　半个世纪以来，云冈石窟的遗产保护工作步步推进。

　　1960年，“云冈石窟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1961年确定云冈石窟东西长2.575公里、南北宽1.565公里的重点保护区，1964年文化部批准划定云冈石窟保护范围，包括重点保护区、安全保护区与地下安全线三部分。1996年《云冈石窟规划》对保护范围及措施进行调整，将“安全保护区”调整为“绝对保护区”。在解决洞窟稳定性的基础上，相继启动石窟防水工程以及窟檐建设工程。

　　“这期间大的保护工程有四次，包括‘三年保护’工程、‘八五’工程、防水工程和窟檐建设工程。”张焯介绍。

　　“三年（1974-1976）保护”工程是根据1973年9月15日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云冈石窟时的指示精神实施的大规模的抢险加固工程，基本解决了洞窟的稳定性问题。“八五”（1992-1997）工程重点对第14窟、第40至45窟进行加固，对昙曜五窟及西部第30至45窟的前立壁、第9、10窟崖壁进行环氧树脂灌浆和小锚杆的加固，解决石窟崖壁裂隙和悬石问题。

　　云冈石窟的病害主要来源于山顶渗水和雨水冲刷。“窟顶北高南低，山顶滞水、降水渗入基岩后，会沿复杂裂隙网最终渗入石窟，这是针对顶部地质状况进行详细水文测绘、地质钻探后，发现的洞窟渗水机制。”张焯说，从2002年起，云冈石窟启动了防水保护工程，2007年开展了西部窟群防水试验工程，当年成功阻挡了90%以上的渗水，次年再无渗水。2012年，组织实施“五华洞岩体加固及保护性窟檐建设工程”，彻底根除了雨水冲刷立壁问题，使洞窟内的温度、湿度保持相对稳定，有效缓解了洞窟造像风化的问题。

　　文物活起来，景区立起来

　　近年来，云冈石窟研究院先后组建了文物保护修复研究室、彩塑壁画保护研究室、数字化室、遗产监测中心、可移动文物修复室等，云冈石窟本体保护全面转入防渗水、防风化治理和日常维护。

　　“云冈数字中心利用先进的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保存石窟测绘与形象数据，开展洞窟复制试验。”张焯介绍，该中心目前已与浙江大学、北京建筑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联合编制全国石窟寺高浮雕数字化行业标准，成功完成了第3、12、18窟等比例复制，开创了大型文化展陈品快捷运输、安装的新途径，迈出了云冈石窟“行走”世界的第一步，实现了“让文物活起来”、“走出去”的目标。

　　在石窟本体得到有效保护和利用的基础上，云冈石窟大景区建设步伐加快，景区文化内涵不断丰富。

　　石窟承载的文化要有厚度和纵深。在云冈石窟周围，云冈博物馆、云冈美术馆、皮影木偶表演院、石兵美术馆、北魏书屋、云冈院史馆、云冈艺术创作基地等，一批还原魏都古文化遗产的场馆陆续开张。

　　大景区就是要留住大同城市的历史记忆，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在完善景区的过程中，还植入环保节能、循环利用理念，利用当地开山废石、道路废水泥块、石材厂废料、铁道旧枕木、建筑剩余的边角木料、工矿淘汰机具、碑头碾盘碌碡等旧石雕，创新设计制作出各式景观。利用大同煤矿、电厂的废旧机具创新改造，赋予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生命，大大丰富了景区人文景观。

　　“八年来，云冈石窟大景区共消化固体废料三万多立方米，为国家节省资金一亿多元。”大同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梁晓旭介绍，通过针对性的派驻监督，大同市纪委监委驻市文化和旅游局纪检监察组围绕云冈石窟研究院（云冈旅游区管委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重点对其历史文物保护管理和景区服务质量提升加强日常监督，推动了所辖的观音堂、吴官屯石窟、鲁班窑石窟三处历史文化遗存的科学保护，形成了“大云冈”旅游格局。

《中国纪检监察报》（2020年5月13日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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