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27岁，考中进士。天圣三年和五年（1025—1027）他先后上疏，要求改革吏治。

　　范仲淹曾遭到三次贬逐。天圣七年（1029），范仲淹上疏要求章献刘太后还政于年已20岁的宋仁宗，朝廷为之震动，他被贬为河中府通判。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上疏反对宋仁宗废郭后，又被贬。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知开封府，向仁宗献百官图，指斥吕夷简任人唯私，升迁不公，被贬职饶州。宋人笔记《续湘山野录》说，范仲淹三次被贬官，每贬一次，当时的人称“光”一次，第三次称之为“尤光”。人们认为其“光彩”之处在于不顾自身荣辱安危，为国家摆脱困境。

　　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宋夏战争爆发。战争之初，宋军惨败，宋仁宗起用范仲淹和韩琦经略陕西、河东，抗击西夏。在经略陕西边防时，范仲淹将指挥权不相统一的驻兵分为六将，将各三千人，练兵、戍守、教阅，统一指挥权，号令明确，总领不贰。此即为后来王安石变法制定的“将兵法”所继承，“盖本范公之遗意也”。同时，范仲淹爱抚士卒，安抚蕃民，积极备御，成功扭转了宋军初期不利的被动局面。“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渔家傲·秋思》正写于此时。

　　与“来者御之，去时勿追”的防守不同，范仲淹的主守思想较为积极，即所谓“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久”。也就是说在战略上防御，在战术上则以攻为守，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权，从而解除边患危机。

　　宋仁宗在改革呼声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任命当时因抗夏业绩声望日隆，又是“蕴至诚，以康济斯民为己任”的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仲淹综合多年来改革意见并加以补充发挥，于庆历三年（1043）九月写了一篇《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呈给宋仁宗，作为自己改革的方案。所谓十事指“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都是以裁减冗官，选拔贤能为整顿吏治的改革建议，被宋仁宗采纳。庆历新政遂渐次展开，施行了一年多。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士大夫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局势所做的努力和尝试，在历史上是不可磨灭的。

　　中国古代学术自汉武帝以降至清代，主要是围绕汉、宋学展开。宋仁宗统治时期是宋学勃兴的重要阶段，朱熹推原学术，充分肯定范仲淹对宋学建立有开风气之先和荐拔人才的作用，“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而建立宋学的关键人物胡瑗、孙复、张载等都曾得到范仲淹的荐引、提携或关照。《宋元学案》编有表彰范仲淹学术源流及思想的《高平学案》，其按语云“高平（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张载）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范仲淹不仅对许多学者予以汲引、援助，而且以其独有的行谊和风范给当时士大夫以较大影响。“（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宋史·范仲淹传》）这样的士风，对宋学产生了深厚影响。

　　范仲淹自身在学术上有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学养和过人成就。据史载范仲淹“通六经”，尤长于《易》经，同其他宋学建立者一样，范仲淹也是摆脱此前的注疏，径直地从《易》的义理方面进行阐发的。范仲淹阐发《易》的义理同李觏探索《周礼》一样，用于对社会现实的变革。

　　唐中叶以后由于均田制的瓦解、科举制度逐步占据选士的主导地位，加上唐末农民战争，作为帝制王朝统治基础的地方世家大族分崩离析。北宋中叶开始，范仲淹、欧阳修、张载等人从理论、实践上都积极倡导重建地方宗族组织。宋仁宗皇祐初（1049），范仲淹为了加强本族之间的互相扶助，在姑苏置上田十顷，创办义庄，又亲定《义庄规矩》。范仲淹创设义庄，实则是一项养恤和教育族人的福利制度，自创设以后，不仅助益历代苏州人才的鼎盛和社会事业的发达，而且范氏义庄在南宋以后成为元明清统治者树立的榜样，在全国得以大力推行，范氏义庄延绵不绝800年，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历史影响。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去世。他在《岳阳楼记》写下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古名句，代表了一代有理想士人的精神风貌，影响至今。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 前一则: 努力开创新中国史研究新局面
• 后一则: 平粮台古城遗迹发掘研究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