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303号墓出土的道教符箓（北朝）阿迪力·阿布力孜供图

　　道教是历史悠久、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形成于东汉晚期，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从考古发现资料来看，道教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已传入新疆地区，当时主要在汉人比较集中的吐鲁番、哈密等地区流传。到了唐朝时期，道教成为西域汉人的主要信仰之一。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喀喇和卓墓地出土文书中，有很多道教文化的内容，是新疆道教历史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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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末年以来，中原地区出现了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事频繁，大量内地汉人为躲避战乱，纷纷迁移到相对安宁的西域地区，这些汉人将内地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管理经验带到当地居民中，与此同时中原古老的道教也在吐鲁番等地流传开来。

　　北魏以来，在吐鲁番地区相继出现了阚、张、马、麴内地四姓豪门建立的汉人政权，道教在这里迅速传播和发展起来，吐鲁番墓葬出土了许多纸质文书，真实地记载着道教文化的内容。

　　1963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北凉建初十四年（418 年）的一件“韩渠妻随葬衣物疏”，文书后面写有“时见，左清（青）龙，右白虎。书物数：前朱雀，后玄武……要。急急如律令”。韩渠妻纸鞋还用青色涂染，纸鞋上书写的“骘”字，专家们认为，青色为道教之色，“骘”者升也，与道教升玄飞天、羽化成仙的意思吻合。

　　1975年吐鲁番市喀喇和卓96号墓出土的北凉真兴七年（425 年）的一件“宋泮妻尯仪容随葬衣物疏”中，末尾写有“辛（幸）关律和梁不得留难，如律令。”

　　1963年阿斯塔那2号墓出土的北凉缘禾六年（437年）的“翟万随葬衣物疏”中，写有：“延寿里民翟万去天入地，谨条随身衣裳物数如右。时见左清（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所谓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原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四方之神，道教改造成太上老君的护卫仪仗。“急急如律令”也是道教符箓的常用之语。

　　1959年在阿斯塔那303号墓出土了一件“高昌和平元年（551年）符箓”。该符箓黄纸朱书，上端有一人像，其左手持刀，右手执叉，下端写有符咒，“黄天帝神前泣煞百子死鬼斩后必道鬼不得来，近获令达若敬上，急急如律令”。《隋书·经籍志》中记载：“ （北魏）太武亲备法驾而受符篆焉。自是道业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篆。”这件符箓出土时折叠成一小块缝于绢囊内，显然是佩戴在身上的， 起到消灾避邪的作用。以上文书中的符咒可以看出，北朝时期中原道家文化对西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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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唐代，李氏皇帝尊老子为祖先，以老子李耳的后裔自居，奉道教为国教，采取措施大力推崇道教，道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处于边远地区的西域，在大一统的格局之下，与中原的联系更加密切，汉人在西域的活动也十分活跃，道教也随之兴盛起来。

　　从吐鲁番文书中可以看出，道教传入吐鲁番地区很快与佛教和儒家思想相融合，这也是道教思想传入西域的特点。如高昌重光二年（621年）的“张头子随葬衣物疏”，结尾处是：“大德比丘果愿敬移五道大神，佛弟（子）张头子持佛五戒，专修十善，昊天不吊，今于此月四日奄丧盛年，迳涉五道，任意听（过），幸勿呵留。时人张坚固，倩书李定度。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西辟（壁）。不得奄留遏留亭（停），急急如律令。”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不难看出，唐朝时期吐鲁番居民的宗教信仰有功利和实用主义的色彩，无论哪方神祗，只要有利于消灾辟邪，亡灵早日成仙，都可以用来信奉。

　　除了西州（今吐鲁番市）之外，道教还远播到伊州（今哈密市）、北庭（今昌吉州）、安西（今阿克苏地区）等地。甘肃敦煌出土的《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文献中记载唐代伊州（哈密）的“伊吾县” 就有“祥麰”和“大罗”二观，“柔远县”有“天上观”一座。

　　专家们对吐鲁番出土文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辑录出唐代西州总玄观、龙兴观、安昌观、紫极宫、唐昌观等 5 座道教宫观。此外，吐鲁番古墓出土的大量大绢画与麻布画《伏羲女娲图》就是一个例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与德国、日本等地的博物馆也收藏着吐鲁番等地出土的《道经》《占死丧法》《解梦书》《周易》《孝经》《阴阳书》等道教文化内容的文书。

　　唐末至宋元时期，除了汉族信奉道教之外，一部分回鹘人也信仰道教。元成宗曾在大德五年（1301年）七月下诏：“癸丑，诏禁畏兀僧、阴阳、巫现、道人、咒师，自今有大祈祷， 必请而行， 违者罪之。”上世纪初德国探险家在吐鲁番附近发现了一件回鹘文道教符箓，学者们对该文书进行了释读和研究，卦象和周易一样，卦名则用回鹘文，虽然文书残缺不全，但可看出道教方术意义上的《周易》在古代回鹘人中有一定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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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以后，新疆的道教趋于衰落，但新疆古代道教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983年和田市布扎克墓葬出土的五代时期乳钉纹彩棺，总长210厘米，棺盖呈拱形，棺盖表面饰小馒头状木质乳钉，彩棺头端挡板上绘着朱雀，朱雀被描绘成孔雀开屏状，造型十分独特。脚端挡板绘有玄武，玄武由乌龟和蛇组成，舌头扬起。彩棺一侧绘青龙，龙身弯曲优美，形象生动。彩棺的另一侧绘白虎，白虎咧开大嘴，张牙舞爪，显得十分凶悍。彩棺上的四种动物十分清晰，而且绘制得十分传神，反映了五代时期道教文化在新疆和田地区的流传。

　　13世纪20年代，长春真人丘处机赴西域朝见成吉思汗时，到达畏兀儿区域别失八里（吉木萨尔），出迎的数百人中有道士。当时丘处机看到这里的道士在服饰上已本土化，“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李志常著《长春真人西游记》），与中原地区道士的穿着有很大的不同。丘处机在阿力麻里（今霍城县东北）也见到不少道士，这些道士们是来自中原的工匠，他们在传播道教中起到重要作用。

　　1755年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统一新疆后，中原内地的汉族官兵、百姓、商人和流放人员等大量进入新疆，这些移民主要分布在乌鲁木齐、昌吉、奇台、木垒、玛纳斯、伊犁等地区，南疆的汉人也逐步增多，新疆的道教也随之复兴起来。当时的道观遍布天山南北，著名的道观有乌鲁木齐的全真观、赛里木湖岛上的靖海观、博格达峰的铁瓦观、阿克苏的白云观。

　　除了道观之外，从内地流入新疆的八卦钱也反映了道教在新疆的传播。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保管部工作人员在地下室库房整理藏品时，发现了一枚八卦钱， 用黄铜铸成，圆形圆孔，直径4.7厘米，厚0.15厘米，孔径0.9厘米。表面已磨光，泛着黄铜色，钱币的正面和反面均有文字和符号，根据专家判断，约在清代所铸。

　　钱币正面有道教字符，字符后竖排“雷霆杀鬼斩妖除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令敕”的咒语；背面靠近穿孔内圈为聚头“乾坎巽震离坤兑艮”八卦名称，靠近外缘为与八卦相对应的卦象，这类钱显然与道教文化有关。

　　据悉，这枚钱属压胜钱的一种，压胜钱分为古钱宫钱类、生肖钱、咒语钱、吉语钱、钱文钱、镂空钱、宗教钱、游戏钱、特殊用品类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这枚钱币属于宗教钱，从该钱上的文字内容和八卦符号上看，表现出浓郁的道教文化色彩，因此，这枚钱币又称八卦钱。

　　八卦钱分为生肖八卦钱和咒符八卦钱。生肖八卦钱正面靠近孔内圈聚头“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字样，靠近外缘为十二地支相对应的十二生肖动物；背面靠近穿孔内圈为聚头“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名称，靠近外缘为与八卦名称相对应的卦象。从自治区博物馆这枚八卦钱的文字和符号来看，则属于后者，也就是咒符八卦钱。这类钱最早出现在汉朝，当时人们把它当做一种玩钱，从形式上看与一般钱币的形态相似，但材质较粗糙，这种钱流行于民间，不在市场上流通。从该钱上的文字和符号上可以看出，该钱表达的内容比较丰富，应该是在内地铸造后流入新疆的。将“八卦理论”铸进钱币，反映了我国古代居民对道家哲学理论的认知和重视。这枚钱币在新疆的出现，并不是道教文化在西域一闪而过的一道剪影，而是道教在新疆流传一时的佐证之一。

　　中原王朝开拓西域的历史十分悠久，特别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之后，中原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些道教色彩的生活用品也传入西域，如和静县出土有一件东汉时期的四神规矩镜，直径10厘米，外侧有用浅浮雕法铸出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像，边沿还有一圈篆书铭文：“尚方作竞（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遨）四海。”这枚具有道教文化特征的铜镜，有可能是屯田官兵从内地带入西域的，虽然不足以说明东汉时期道教在西域的流传，但不难看出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

　　（作者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

《中国民族报》（2020年03月17日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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