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个“云横秦岭”，一个“雪拥蓝关”，展示了商於之路的艰险及其与唐代逐臣的紧密关联。

　　秦岭，乃“天下之大阻”，“东起商洛，西尽汧陇，东西八百里”（《读史方舆纪要》卷52），是由长安入商於路的必经之地，也是路途中最为险阻的一段。秦岭东段北麓为蓝田山，一名玉山，又名覆车山。入山往蓝田关方向，地势逐渐变高变陡，这由王维“郢路云端迥”（《游化感寺》）、白居易“路在秋云里”（《初出蓝田路作》）的诗句，即可知其山高路险之状；而据杜甫“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九日蓝田崔氏庄》），更可见其海拔落差之大，无怪乎韩愈有“云横秦岭”之叹。

　　商於之路自古为长安至东南的交通要道，其“扼秦楚之交，据山川之险。道南阳而东方动，入蓝田而关右危。武关巨防，一举足而轻重分焉”（《读史方舆纪要》卷54）。唐代承平二百余年，战争较少，商於道遂从军事要道转变为商旅要道，起着沟通南北的作用。唐前期此道狭小难行，张九龄谓之“小道使多，驿马先少”（《荆州谢上表》），故流量不大，现存诗文也不多。到了中唐以后，南方经济地位跃升，由此南行者日增；加之安史乱后李希烈阻兵江淮，汴路受阻，商於路遂成为南行的主要通道。其全程一千一百多里，有驿站二十余座，经行路线大致如下：东出长安，经长乐驿、灞桥驿，东南越横岭至蓝田驿；沿途经桓公驿、蓝桥驿至蓝田关；再东南行，逾七盘岭入商州界，经四皓驿、洛源驿至商洛县，又经棣华驿、桃花驿、层峰驿达武关；出武关第一驿为青云驿，由此过阳城驿入内乡县，经商於驿折而南行，过临湍驿、冠军驿而后至邓州、襄阳（参看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秦岭仇池区》）。在这条路上，蓝田驿、蓝田关、武关最为著名，故又称“蓝武驿道”。至唐德宗贞元二年十二月，朝廷敕文明令：“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唐会要》卷61）这条路遂升格为仅次于大路驿的“次路驿”，即全唐第二驿道。

　　较之长安至洛阳的两都驿道，商於之路虽艰险崎岖，却方便近捷，省日省时，故唐人奉使、贬谪、赴考、游历等多取道此途，用李涉《题武关》的话说，便是“来往悲欢万里心，多从此路计浮沉”。然而，若论及在行役中的生命磨难、人生体悟和诗作量的丰盛，则不得不首推贬谪诗人。在《全唐诗》中，现存与商於路有关的诗作近300首，可确定为贬谪诗者即达98首，占整体的三分之一；其中，白居易、元稹、韩愈、杜牧、吴融等人作品最多，他们不少人因贬迁而反复经过此路。元稹元和五年贬江陵，白居易元和十年贬江州、长庆二年出刺杭州，均取商於一途，所谓“与君前后多迁谪，五度经过此路隅”（《商山路驿桐树昔与微之前后题名处》）、“七年三往复，何得笑他人”（《登商山最高顶》），即是明证；韩愈贞元十九年贬阳山、元和十四年贬潮州，亦皆取道此途，若将往返算在一起，已是四度经过；而柳宗元、刘禹锡于元和十年春被召还京时经由此道已无疑义，至于他们永贞元年被贬出都的详情，虽记述不多，但从残存史料推论，取道商於之路的可能性也最大（参看尚永亮《柳宗元刘禹锡两被贬迁三度经行路途考》，《唐代文学研究》第7辑）。从他们的经历中，能看到贬谪文人在商於路途所遇到的重重难关，由此体味其沉重苦涩的人生况味。

　　作为贬谪文人所要面对的第一重“难关”，是路途险峻带给他们肉体上的折磨。此路狭窄艰险，山高水深，时有猛兽出没，充满困难和危险，所谓“六百商於路，崎岖古共闻”（李商隐《商於新开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虽然有唐一代曾数次整修此道，但其险阻状况却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甚至所开新路“每经夏潦，摧压踣陷，行旅艰辛，僵仆相继”（《册府元龟》卷697）。尤其是蓝田关往武关一段，“水涉七八曲，山登千万重”（孟郊《远愁曲》）、“商岭莓苔滑，石坂上下频”（孟郊《自商行谒复州卢使君虔》），最为文人所苦。白居易《初出蓝田路作》云：“浔阳近四千，始行七十里。人烦马蹄跙，劳苦已如此。”在崎岖六百里的蓝、武路段，诗人仅行“七十里”就已“人烦马蹄阻”了，可见攀登山路之艰难。如遇上恶劣天气，则更令人寸步难行。韩愈贞元十九年被贬阳山时适逢冬季，气候恶劣，“商山季冬月，冰冻绝行辀”（《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叠雪走商岭，飞波航洞庭”（《答张彻》），即当时实况。他在《南山诗》中回忆说：“初从蓝田入，顾盻劳颈脰。时天晦大雪，泪目苦蒙瞀。峻涂拖长冰，直上若悬溜。褰衣步推马，颠蹶退且复。”本已难走的山路，因寒冬结冰，愈发地冻路滑；加上大雪纷飞，视线受阻，看不清路况，只好撩起衣服，推着马往上爬，稍不留意便会大摔一跤。如此险恶的经历，即使再次回忆也怵目惊心。

　　然而，苦难并未止于此。对贬谪文人来说，在漫长的驿道上，“无家”之感和遥想荒远异域所形成的恐畏、惶惑时时侵蚀着他们的心灵，这是更甚于高山险路的精神折磨。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未知世界，生命宛如一片随处飘荡的浮萍，不知何以为家，何处是家，此行何时生还，能否生还。诸如“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白居易《初贬官过望秦岭》）、“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韩愈《武关西逢配流吐蕃》），表现的都是这样一种饱含“分离焦虑”的心态。韩愈有诗云：“群乌巢庭树，乳燕飞檐楹。而我抱重罪，孑孑万里程。”（《食曲河驿》）飞鸟尚能归巢，自己却负罪远行，两相比照，不胜悲哀！除了文人自己要星夜兼程外，他们的家属也常常需要随行。如白居易贬江州，其妻儿即相继踏上征途：“商州馆里停三日，待得妻孥相逐行”（《发商州》）、“亲故寻回驾，妻孥未出关”（《宿阳城驿对月》）。韩愈贬潮州，同样携家眷上路。据事后回忆，他被贬时正逢第四女病重在床，但迫于严诏，仍不得稍事逗留，以尽为父之责，在无比悲凉中与家人“苍黄分散”。而韩愈刚走，其家人即被有司迫遣，逐出京师，踏上冰天雪路。这时，在京城的旧家已不存在，眼下家人又处于颠沛流离的旅途上，这对负有全家重责的韩愈来说，怎能不五内俱伤？眼望秦岭云横，回首京都渺渺，他又怎能不发出“云横秦岭家何在”的泣血之问？但痛苦还未结束，由于“我既南行，家亦随遣”，其十二岁的爱女不得不带病就道，“走朝至暮”，“撼顿险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饮，又使渴饥”（《祭女挐女文》），终于在距离长安约450里的层峰驿死去。“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刺史……过其墓留题驿梁》），种种变故给这位年逾半百的诗人带来了锥心刺骨的痛楚，其所遭受的精神摧残是常人所不能想象的。

　　在这条艰险的驿道上，不仅埋葬着韩愈的爱女，还铺满了贬谪文人的累累白骨。唐代文人在贬途中被赐死的事件时有发生，性命朝不保夕。据史书记载，商於道上死亡的“高发地段”集中在蓝田驿：开元十二年（724），太子少保、驸马都尉王守一“贬为泽州别驾，至蓝田，赐死”；二十四年（736），周子谅“于朝堂决配流瀼州，行至蓝田而死”；二十五年（737），“太子妃兄驸马都尉薛锈长流瀼州，至蓝田驿赐死”；宝应元年（762），“襄州刺史裴茙长流费州，赐死于蓝田驿”；大和九年（835），翰林学士顾师邕“流崖州，至蓝田赐死”；光化三年（900），“平章事、监修国史王抟贬崖州司户，寻赐死于蓝田驿”（《旧唐书》卷8、卷103、卷9、卷11，《新唐书》卷179，《旧唐书》卷20）。蓝田驿外，还有些人被赐死于商州以及商於之路的延长线如公安、武昌等地。可以说，在整个贬途，死亡都如影随形，与逐臣相伴。“苍黄负谴走商颜，保得微躬出武关”（吴融《宿青云驿》）、“山下驿尘南窜路，不知冠盖几人回”（许浑《题四皓庙》）。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不能不让人如履薄冰，心生极大的恐惧。可以说，在这条路上，书写着贬谪文人的生命沉沦，见证着政治高压的无比严酷，更凝聚着一种悲凄惨烈的文化内涵。白居易诗说得深刻：“皆疑此山路，迁客多南征。忧愤气不散，化结为精灵！”（《和〈思归乐〉》）无数南行逐臣的贬迁路途由此开始，其人生悲剧也由此拉开帷幕，为无家而悲痛，为前途而担忧，为生死而恐惧，种种忧愤郁结于心，日积月累竟化结成令人恐畏的“精灵”！而这种积聚着无数“迁客”生命沉沦史的文化气氛，使得每一位后来者一踏上此途，便不能不产生一种深深的惶恐和刻骨的凄怆。就此而言，这条唐人被贬东南地域所经行的第一通道，乃是一条“充满迁客血泪的贬谪之道”（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它为唐诗之路染上了一抹沉重的底色。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甘晓雯，系武汉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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