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以汶川地震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云中记》自发表以来便受到读者热议。正如文学批评家何向阳说的，如何处理现实题材中灾难性的生命伤痕问题，最能体现一个作家对生命的深爱。《云中记》恰恰表达了作者对生命共同体的爱，将灾难来临时的复杂人性体现得尤为明显。小说通过着力塑造祭司阿巴与“乡村干部”仁钦，表现了他们不止在物质层面，更是精神层面的恢复与重建，呈现“封闭”与“开放”、“原始”与“现代”的叠加与融合状态。

　　阿巴：信仰的迷失到确立

　　云中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存在，“碉爷爷”“树爷爷”带着原始万物有灵的观念。他在距离震后的第五年，重新回到云中村，回忆的影像串联起过往的一切，伤亡情况、善恶过失历历在目，他带着人性的悲悯说“人一死，以前的好与不好，都一笔勾销了。” 阿巴父亲年轻的时候，现代机械进入闭塞的原始村落，大力地改造着原始的落后面貌。现代都市文化侵入原始的农牧文化，产生两种文明的异质与共融，带来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的改变。机械化的滚滚洪流，使人得到极大解放，也使得信仰迷失。“我该相信什么”成为萦绕在每一个人心头的疑问。

　　阿巴的父亲是祭司，阿巴却没有从他身上学到如何祭神祭灵，因他接受了现代化教育，对信仰宗教持怀疑态度，不相信鬼魂的存在。阿巴的父亲在救灾中以身殉道。此时的阿巴终于觉醒，明白他的使命是和云中村共存，为了亡灵的魂安。最终，他接受了自己的使命，体现出人物思想觉醒的过程。

　　仁钦：乡村干部的艰难成长

　　仁钦一直渴望自己有成长的条件和机遇。灾难面前，他勇于作为，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

　　仁钦昏倒后醒来的第一件事是问询母亲，这符合人之常情。“穷则呼天地，痛则呼父母。”这是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在痛苦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便是母亲，可以看出一个党员的柔情一面。

　　仁钦的跃升是快速的，成长却是艰难的。他会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百般无奈，会在没有人的地方抱头痛哭。“腿杆跑细，嘴皮磨破”最终收到了成效。移民搬迁，进入移民村；自由放养到圈养；旅游产业的兴起与“危机公关”都展现一个年轻党员干部的处世智慧。在矛盾错综的云中村，仁钦的成长过程艰难复杂，而他用行动赢得了老百姓的爱戴。

　　记忆：痛苦与寻觅

　　记忆是小说的核心，故事始终围绕记忆展开。汶川大地震，这样一道时代记忆中的伤疤，痛苦与寻觅始终存在。

　　全书围绕重新回到云中村谋篇布局，第一天、第二天，直到第七天，第一月到第六月再到那一天。“七日来复”是中国传统美学观点，认为七天是一个轮回，七月、七年是一个大轮回。小说借此更深层地指向命运轮回复始，万象更新。

　　离开四年多后，“阿巴感到气力正在从身上流失。身子发软，心脏震颤。好像是害怕，又好像不是害怕。他伸手拉住马的尾巴，被马拖着继续向前。”“云中村出现了。”这是对阿巴的行为和心理描写，他恐惧、震颤、不愿回忆、不愿想起过往，却又不得不面对。“阿巴回来了，却没有力气进村。一晚上，阿巴都坐在村前磐石边的松树下。一晚上，脑子里翻沸着当年的情景，直到天亮。”他的思想，在做着激烈的斗争，不断想起当年的情景，磐石象征着坚定与决心。松树是笔直的，象征着一往无前与勇气。看似环境的铺垫，却也是有意为之。

　　五年后的这一天，“还有五十分钟，地震就要来了。”“他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心跳声渐渐加快，越来越响，好像一面鼓，不擂自响。”“他站起，坐下，又站起。”“阿巴的心里充满前所未有的恐惧。因为他知道，地震就要来了。”这是对阿巴内心的描写，这个时刻是属于记忆中的伤痛，是不愿又不得不揭开的伤疤。他从这时学会了战胜自我，去面对现实，履行祭司的职责。

　　记忆存在遗忘、痛苦与寻觅，这个过程便是重新发现自我与实现自我的过程。他明白了自我的使命，用生命去殉道去献祭，实现云中村的安魂。整部小说，是生命的悲剧，“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看似落后的原始宗教信仰，实则带有着人性的温情与纯善，用朴素美学去规劝人心。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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