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和宫是北京市内最大的蒙藏佛教寺院。1744年雍和宫扩建时，清朝乾隆皇帝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从诞生之初，雍和宫就担负着维护蒙古地区稳定和民族团结的重要职责。
雍和宫门前的牌匾。中国民族报 石建杭 摄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雍和宫一方面作为文物保护单位承担着寺内大量文物的保管、修缮、维护工作，另一方面，担负着蒙古地区、东北三省、北京、承德、五台山等地区各大寺院仪轨的传承以及佛教教育、僧侣人才培养的重任。蒙古地区各大小寺院都会迎请雍和宫的高僧大德前去主持仪轨，也会定期遴选优秀的青年僧侣到雍和宫学习。雍和宫依然在维护民族团结、保护和传承蒙藏佛教文化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
雍和宫一角。中国民族报 石建杭 摄
雍和宫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唐卡2200多件（套）、佛像3600多件（套）、经书古籍1100多件（套）、经版259部1.5万多块、法物法器5000多件（套），还有雄伟壮丽的建筑群：从南面的牌楼、六进大殿堂，到四学殿、班禅楼、戒台楼等，八大配殿整齐规整。其中的“木雕三绝”——五百罗汉山、弥勒佛像、旃檀佛与佛龛，更是久负盛名。这些文化遗产得以保存，与寺内数代僧人的努力密不可分。
“文革”期间，红卫兵来到雍和宫“破四旧”，周恩来总理得知后，派专人前往说服红卫兵，讲清雍和宫的重要性，寺院文物才得以完好保全。
万福阁是雍和宫最雄伟的建筑，楼阁通高25米，飞檐三重。木雕弥勒大佛就供奉于此。汉白玉须弥座上耸立的佛像是由一根完整的白檀香木雕刻而成。佛像离地面垂直高度18米，地下部分埋入8米，共为26米。1748年至1750年间，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重金购得后，经西藏、四川历时3年运到北京，作为献给乾隆皇帝的礼物。
如此珍贵的造像，在漫长的岁月中出现了氧化、龟裂等“疾病”。上世纪90年代初，在时任住持高全寿的推动下，首次为弥勒大佛重塑金身。佛像采用金箔罩漆工艺，金箔全部采用抗氧化性、纯度高的“库金”，金箔的表面附上一种具有柔性的保护材料，才使得这尊大佛安然耸立。
作为清代蒙藏佛教的中心，雍和宫还保存有1.8万余块经版，其刊刻时间为清康熙年间，包括汉、满、蒙古、藏、梵5种文字，有的同一经版刻有汉、满、蒙古、藏4种文字，非常珍贵。可惜这些经版长期堆积，无人过问。
2000年，在时任住持图布丹的倡议下，由丹贝坚赞与依稀桑布经师负责对经版进行整理。他们掸去经版上沉积百年的尘垢，将大小不一、不同刻版、不同内容的经版分类、排序、标号。那些日子里，他们带的白色口罩变成黑色，身上的工作服如同刚从灰窑里拎出一般。但两位经师像掘宝一样专注笃定，终于整理出多部满、蒙古及藏文版经典刻版。整理过程中，精通多种语言的图布丹法师常去查看经版现状，还提出了许多可行的保护措施。这次整理出的经版汇集了大乘佛教诸种重要经典，成为藏文大藏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珍贵的两部雕版是清康熙年间藏文版的《诸品积咒经》，由长72厘米、宽24厘米的500余块木版精工刻成，为清代藏传佛教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雍和宫还积极恢复了藏传佛教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金刚法舞。每逢宗教节日，特别是在一年一度的宗教祭祀节日里，金刚法舞在各大藏传佛教寺院进行表演。寺院僧侣们身穿锦衣，头戴面具，翩翩起舞。金刚法舞最终成为藏传佛教宗教舞蹈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由于历史的原因，雍和宫的这一仪式中有些“舞姿动作”失传。1987年，图布丹法师协助高全寿住持决心把它恢复起来。为此，寺院经四处寻师，图布丹法师查找有关资料，写出一本藏汉文对照的书，对金刚法舞的历史沿革、舞蹈程序和动作要领作了详细描述。在高僧大德们的努力下，雍和宫如今重现了法师们跳金刚法舞的身影。
在僧才培养上，雍和宫始终坚持学院丛林化、丛林学院化、修学一体化、管理科学化的办学方针，认真抓好佛学院的课堂教学和僧人的自我管理与修习工作，大力培养“三种僧才”：学问型僧才、修行型僧才、管理型僧才。改革开放以来，雍和宫先后培养了500余名僧众，其中6名学僧从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毕业，8名学僧从甘肃拉卜楞寺佛学院毕业，留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的学僧1名，还有数名学僧前往其他高等院校学习或进修。
这些杰出的僧才先后被送往蒙古地区的大小寺院，有的还担任住持等职务。学僧们将雍和宫的所学所得在草原上传播，爱国、爱党、爱教的思想从僧人扩展到普通信众中。雍和宫培养出的众多僧才，以传承蒙藏佛教文化为切入点，团结各民族群众，发挥出作为佛教文化友好交流重要平台的独特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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