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袖形制示意图。

《道光帝喜溢秋庭图》中，女子所穿的宫廷旗装上有素地宽褾。

明代《妇容像》中挽袖的雏形。

　　清代戏曲作家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记载：“女衫以二尺八寸为长，袖广尺二，外护袖以锦绣镶之。”其中所说的“外护袖”，是指服饰配件挽袖。挽袖是服装上的接袖部分，可拆下来进行清洗和更换，而挽起后会露出里面的刺绣图案，十分华丽。如今很多相声演员穿的大褂就有挽袖。

　　清代挽袖由中原地区传统服饰的袖缘装饰发展而来，与服装主体拼接使用，不仅可以用于调节袖长，而且当袖子边饰破损时更换方便，充分体现了古人的审美趣味和惜物智慧。

　　百年挽袖千年褾

　　我国的服装历史上下数千年，衣袖也经历了许多改变：商周多窄袖，先秦两汉多深衣、袖口收袪；汉代以后多穿袍衫，宽衫大袖。无论是哪种中原传统服饰，多会使用狭窄的布条包裹、镶滚在衣服的袖口、领缘、裙边等处，古语“衣作绣，锦作缘”很好地概括了这种服饰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发，胡汉融合之下，诞生名为“袴褶”的服饰。这种服饰上为短衫下为长裤，但因为袖口裤口宽大，不利于作战，于是古人在袖口上加上袖端来收束袖口，让其更利落。《宋书·礼志》中有记载：“近代车驾亲戎中外戒严之服，无定色，冠黑帽，缀紫褾。褾以缯为之，长四寸，广一寸。”魏晋南北朝时，袖端被命名为“褾”。

　　唐代流行穿着圆领袍，圆领袍圆领右衽，不加缘边，非常简洁。但为了表示庄重，祭服上还是要加上褾。《新唐书·车服志》就记载：“（太宗时）中书令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请加襕、袖、褾、襈，为士人上服。”由此可知，士人上服必须是加上襕、袖、褾、襈的礼服。

　　宋元时期，“褾”除了袖端之意，还常与“领”连用，有“领褾”之说，代指服装的缘边。《明史·舆服志》中重新把“褾”明确定义为袖端，“领褾襈裾，褾者袖端”。明正统四年（1439年）绘制的《妇容像》中，主位端坐的妇人和身后婢女所穿衣服的袖端皆为素褾。从明代人物画像中可以发现，明代民间男女、老少、主仆皆穿着这种“素地宽褾”的服装。明末，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褾逐渐从素朴变得装饰华丽，《金瓶梅》中就描写了妇女服饰有红锦绣金的袖缘，“你把李大姐那皮袄与了我，等我上两个大红遍地金鹤袖，衬着白绫袄儿穿”。

　　明末的《醒世姻缘传》第十八回写道：“一个从绿绢挽袖中掏出八字帖。”可见，明末挽袖已经正式出现。清代民间女子服饰继承了明朝末年的款式和风尚，挽袖属于服装的接袖部分。清代挽袖制作十分精美，受清代繁缛审美风格的影响，挽袖装饰夸张到“十八镶十八滚”的程度。

　　从民间到皇家的风潮

　　清初，挽袖只是在民间汉族女子中流行。汉族士大夫通过科举入仕朝堂，在政治上占有一席之地后，便开始表达自己对于汉礼汉俗的重视和崇尚。在绘制画像时，即使他们自己需要穿着清代官服，但他们的夫人穿着上袄下裙，沿用汉族传统的着装方式。如清代嘉庆年间文官正二品朱理与夫人的画像中，朱理的夫人胡氏与张氏都穿着石青方褂，褂内上袄下裙，内袄的袖端向外挽起包裹住外褂袖口，露出反面的锦绣宽缘。画像表明，清初锦绣宽褾成为官员家眷们的礼服。

　　清中期，民间的挽袖风尚也慢慢影响皇室，面对宫廷的禁令，紫禁城中的满族女子依然追求这种流行风尚。故宫现存《道光帝喜溢秋庭图》和《孝全成皇后便装像》等画像中，都能看见衣袖宽大的汉族服饰与满族旗装杂糅的服装样式。宫廷旗装便服中的袖缘，多数也是像明代一样的素地宽褾，仿佛是流行的新一次轮回。

　　清同治年间，皇家对挽袖的规制有了明确的规定，改制女服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登堂入室，长袍双侧开衩的名为氅衣。同治七年（1868年）十二月的呈稿中记载了对呈进的氅衣再做配套挽袖的要求，并强调质地、花样与衣身相符，“其呈进氅衣、马褂，共四十六件等。再传做挽袖四十六份，绣缎江绸氅衣随绣缎绣江绸挽袖……其挽袖要白地、湖色地，俱随本身花样。再未解交氅衣、马褂，挽袖均著照本身材料花样织做，其颜色要白地、湖色地”。这意味着挽袖御制惯例的形成。

　　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对改制女服格外钟爱，她在颐和园仁寿宫前的合影中便穿着带有挽袖的服装。照片公布后，民间上行下效，挽袖风靡一时。晚清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就描写了上海市井中售卖挽袖的现象，“只见另有一个人，拿了许多裙门、裙花、挽袖之类，在那里议价”。

　　值得一提的是，清初中期，女服实行满汉双轨制，由于民族风俗不同，虽然都使用挽袖，但在形制上仍有所不同。汉族女服袖缘以保护袖子为实用目的，对装饰没有过高的要求，满族女服袖缘由于御制上贡而制作程序更加复杂。晚清时期，汉、满服饰的挽袖融合发展到几乎没有区别。一个小小的服装配件，反映出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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