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建立后，一种原本是民间流传的“街市小令”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这种始于宋，鼎盛于元，集杂剧和散曲于一体的“混搭”曲艺形式，被人们称为元曲。
元好问，作为元曲的开篇者，早在宋金南北对峙之时就已名震天下。然而，金国灭亡后，他就隐居于山野，不再过问世事。而后，关汉卿横空出世，这位后来成为元曲巨匠的人物，原是金国太医院的御医，后因与戏曲艺人往来密切，逐渐成为一代梨园领袖，是所谓“我是个普天下的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
据传，元代参与戏剧创作的至少有200多人，相关作品流光溢彩，可谓应有尽有。这一时期的戏曲文化，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内涵，跨越了民族界限，成为沟通不同群体情感与文化的桥梁。戏曲中，通用词汇与外来词汇的交融，市井方言与熟语的灵活运用，塑造了元代戏曲文化的独特风貌，彰显了其鲜明的时代特色。
▲河南博物院藏元代雕砖俑，表现了元代民间杂剧和舞队的演出情况。
一、元曲里的“最炫民族风”
蒙古族语言充满生动鲜活之气息，颇具诙谐幽默之风；女真族语言直率且粗犷，富有雄健质朴之美。这些语音特色常以谐音形式灵活运用于元杂剧之中，可谓是中国文艺里的“谐音梗”先声，为戏曲艺术注入了丰富的民族风情。
▲位于山西洪洞县广胜寺内的“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元代戏剧壁画，画中是一个散乐班正在舞台演出时的场面，伴奏有鼓、笛、拍板三种乐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关汉卿的《调风月》中，有句“双撒敦（亲戚）是部尚书”。这里的“撒敦”一词，源自蒙古语，意为亲属。在李直夫的《便宜行事虎头牌》中，有“我也曾吹弹那管弦，快活了万千，可便是大拜门（子婿礼）撒敦（亲戚）家的筵宴。”“大拜门”是女真族的传统习俗，指的是男女双方在自由结合并生育子女后，双方一同前往女方家中举行子婿之礼。
类似这样的谐音词，关汉卿这位元曲“大佬”在创作时可谓信手拈来，作品中亦俯拾皆是。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女真人的独特文化背景和多彩的风俗，还结合了蒙古族的语言特色，以及汉文字的书写表达，生动展现了当时广泛的“多染胡语”的语言交融现象。
在元杂剧的舞台上，俗语的巧妙运用生动展现了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渗透。《便宜行事虎头牌》中的山寿马得知客至，满怀欣喜地吟唱道：“疑怪这灵鹊儿在枝头上稳，畅好是有定准儿。”喜鹊报喜，这一汉族传统文化中的意象，被一位女真族将领自然流露，足见汉族俗语之影响广泛。
▲元杂剧《便宜行事虎头牌》剧本插图（图片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官网）
蒙古族人擅长用羊毛制作毡车，毡车行进速度之慢常在元杂剧中用作形容行进迟缓的范例。在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有这样一段唱词：“猛听的塞雁南翔，呀呀的声嘹亮，却原来满目牛羊，是兀那载离恨的毡车半坡里响。”同样，在《赵氏孤儿》中，也有“我着你去呵，便似毡上拖毛”的类似表达。这些都充分展现了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吸收。
通过元杂剧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多民族文化得以穿越时空，相互融合，不仅在民族间产生了共鸣，更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二、蒙古语来加点“料”
在元代戏曲近百年的发展中，蒙古语的使用成为一大特点。剧作中常出现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混合使用的现象。关汉卿、王实甫等杂剧大家，更是精于在剧作中穿插蒙古语，与音乐曲牌相得益彰，使语言在特定的剧情节点中自然流露，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增添亮色。
在关汉卿的《邓夫人苦痛哭存孝》中，角色李存信一上场就说了一连串的蒙汉混合语，增强了戏剧语言的讽刺效果。他念道：“米罕（肉）整斤吞，抹邻（马）不会骑，努门（弓）并速门（箭），弓箭怎的射！撒因（好）答刺孙（酒），见了抢着吃，喝的莎塔八（醉），跌倒就是睡，若说我姓名，家将不能记，一对忽刺孩（贼），都是狗养的！”
▲《西厢记》版画（图片来源：书格网站）
类似的语言运用还出现在一些汉族人物杂剧中。《西厢记》中有这样的唱段：“头房里下，先撒和（饲喂和遛放）那马者”；《汉宫秋》：“不如送他去汉朝哈剌（杀死），依还的甥舅礼，两国长存。”
在《杀狗劝夫》一剧中，孙二因受兄长责罚，被迫在雪地中长跪。孙二的唱词中，便以汉语与蒙古语相结合的方式，细腻描绘了他身着破旧衣衫，在风雪中凄凉长跪的悲惨场景。这样的语言运用，不仅丰富了戏剧的表现力，更生动展现了当时社会的文化交融。
▲《杀狗劝夫》杂剧（元代萧德祥作）图画。
元代戏曲中蒙古语的广泛运用，本质上呈现了一种“借字”现象，即一个民族的语言中融入了另一个民族的言语因素。这种语言的融合，不仅为场景描绘增添了活力，也突出了杂剧的平民化、口头化及民族化等美学特质，同时增添诙谐幽默的气氛。例如，角色离场时常会说的“比牙不”（我要走啦），类似于现代的汉英混合语“拜拜啦”，带有滑稽之感。
此外，为满足音乐需求，元代戏曲在道白中引用蒙古语，而唱词中蒙古语的汉文翻译字数较多，又恰好适应了音乐的长度。诸如“撒因”等蒙古语，若直接以汉语的“好”字唱出，显然难以与音乐节拍协调。戏曲中常用蒙古语词汇，大多涉及蒙古族的风俗习惯，且为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所理解和接受，这进一步凸显了当时社会各族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三、南北方言大融汇
在元朝一统全国后，发达的运河水运成为南北交流的重要纽带。受杭州等江南城市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带动，元曲特别是元杂剧，不仅实现了戏曲中心的南移，更在戏曲语言上呈现了鲜明的“南北交融”特色。原本局限于某一地区的方言词汇，开始在南北戏曲中广泛使用，包括称谓、动词、名物词等诸多词类。这种语言的交融与碰撞，不仅推动了元代戏曲的成熟与发展，也对汉语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南北戏曲的交融传播，一些地方称谓逐渐被采纳并融入到戏剧作品中。例如，女真语中的“六儿”（杂剧中家童的通称）一词，在元杂剧中频繁出现，在《便宜行事虎头牌》第一折中就有：“（旦云）六儿，快去请千户家来！”
随着南北交流的加深，南戏《拜月》《宦官子弟错立身》等中也出现了该词的使用。社会称谓因其灵活性和普遍性，比亲属称谓更易被借鉴和采纳。南北各地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在不断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元素。
▲元代京杭大运河（图片来源：大运河遗产网）
南北方言中，许多动词因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异，出现多个同义词的现象。一些存在于百姓口语交际中的动词，具有通俗易懂、口语化等特征。例如，“闪”字在北方方言中意为“甩下，丢下”，在关汉卿的《幽怨佳人拜月亭》中可见其用：“则愿俺那抛闪下的男儿较些。”而在南方方言中，“闪”则有“忽有忽无”“突然显现”或“扭伤”之意。但南戏在改编北方元杂剧时，常将“闪”与“抛”结合，形成“抛闪”，表达“舍弃”或“丢下”的意思。如《拜月》中：“这一炷香呵！愿我抛闪下的男儿疾效些，得再睹同欢同悦。”尽管南方观众初始可能会按本地方言理解“闪”，但结合“抛”和其他词，也不难推测其在文中的真正含义。像“闪”这样的单音节词，南北方言中均有，且易与其他方言词结合，形成易于理解的复合词，促进了不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与理解。
▲昆剧《拜月亭记》演出照。（图片来源：澎湃新闻网）
随着新事物和新概念的涌现，元代见证了许多新词的诞生，如“撺箱”“团头”“头七”等。这些新词不仅丰富了语言，也在元代戏曲中得到运用，尤其是指称事物或地点的名词。例如，“站”字源于蒙古语“站赤”的音译，指车站。元代前，“驿”是用来指称传递文书者或官吏中途住宿、补给、换马的地方。元代蒙古人统治时期，广泛设立“站赤”，简称“站”，逐渐取代了“驿”。该词在南北戏曲中都有使用。戏曲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促进了“站”的普及，使其在民间广为流传。后来，“站”的含义融入汉语，并演变为“驿站”。
▲元朝建立以后，全国遍设站赤（驿站），构成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的交通网。图为元代驿站数目统计。（图片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从这些词汇的使用历史来看，基本都是从南北交融的宋元时期开始。通过戏曲这一传播载体，我们可以一窥当时民族融合的历史。其中一些词汇在南北交流中经过虚化、转义、引申等演变，最终融入现代汉语，为汉语词汇体系增添了新的内涵。
元代的大一统为各民族文化的深入交流与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蒙古族、汉族以及众多其他民族的文化相互交融、碰撞，共同描绘出一幅绚丽多彩的社会图景。戏曲作为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化载体，不仅充分展现了各民族的独特风采，同时对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促进各民族间的深度交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元代戏曲影响深远，跨越时空延续至今，在当代社会中继续闪耀着多元文化交融的璀璨光芒。
（作者简介：王潇，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文学博士；曾路，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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