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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于世界屋脊的藏族，在发展、繁荣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向东发展的趋势，逐渐融汇于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为什么西藏文化会选择向东方发展，而不是向南方的印度文明或西北方的中亚文明发展呢？这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历史过程，涉及地理、宗教、文化等多个方面。

　　高空拍摄的珠穆朗玛峰和喜马拉雅山脉群山。（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西藏的地缘属性是向东发展的动力

　　由于印度板块和亚欧板块在新生代的碰撞和挤压，在两大板块交界处形成了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第三极”。西藏位于青藏高原西南部，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依次为藏北高原、藏南谷地、藏东峡谷地带。西藏这种西高东低、整体向东方倾斜的地理单元构造，为其与东方的中原文化进行沟通、交流提供了地缘上的便利。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氏族萌芽的重要时期。考古资料表明，西藏地区与黄河流域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存在着明显的共同文化因素，而且两地的氏族、部落群体之间已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

　　与华北地区发现的旧石器特征相似，藏北细石器遗址发现的旧石器中，石片石器占绝对多的数量，而且保留砾石面；石片石器的加工方法主要以石锤直接琢打为主体，多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石器工具的组合中以砍器、边刮器、尖状器三种器形为最常见，这些都是华北旧石器时代常见的特征。藏北申扎、双湖一带发现的旧石器中有一种椭圆形的长刮器和长条形圆头刮器、尖状器等，类似的样式也曾发现于河北阳原虎头梁和山西泌水下川遗址以及宁夏水洞沟遗址。

　　上图为藏北高原多处发现的细石器（图片来源：央视新闻）；下图为山西下川遗址富益河圪梁地点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石制品（图片来源：中新网）

　　新石器时代，西藏早期文化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文化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为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距今已有4000—5000年历史，其出土的大量用砾石或砾石片制成的石器，多半属于中国南方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传统；遗址发现的穿孔贝原产地在南海，在黄河流域原始文化中常用于制作装饰品，因此卡若遗址的穿孔贝极有可能是通过文化传播，直接或间接地以交换的手段获得的。在文化内涵上，卡若文化与仰韶、马家窑、半山、马厂等原始文化有着相似之处，这说明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远古西藏文化与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佛教在西藏文化向东

　　发展进程中的媒介性作用

　　佛教是汉藏文化之间的纽带和桥梁，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中介作用。在向东发展的宏伟历史进程中，佛教成为西藏与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将西藏与祖国其他地区紧密联系起来,并不断地发展和融合。

　　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唐蕃联姻，文成公主入藏，将佛教和唐朝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带到了雪域高原。据史料记载，文成公主的嫁妆有：“不计其数的珍宝、本尊释迦牟尼佛像、占卜历算之书六十种、医药、十八种工匠、各种谷物种子、众多男女侍从等。”自此以后，便有中原僧人常驻拉萨。文成公主还是吐蕃翻译汉地佛经的倡导者。唐景龙四年（710年）春，金城公主入藏，继续加强汉藏之间的交流。据藏文文献《巴协》记载，金城公主重新供奉释迦牟尼佛像后，举行了朝佛的祭祀仪式，为后来的西藏的谒佛之供奠定了基础。

　　唐朝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内容反映的是吐蕃（今西藏）王松赞干布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迎娶文成公主入藏的事。（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元朝设立总制院管理西藏行政和佛教事务，任命萨迦派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令其统领释教。据记载，八思巴曾多次往返于中原和西藏之间，在元大都给忽必烈及其家族传经说法。八思巴作为沟通联系文化的桥梁与纽带，为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明朝时期，中央政府非常重视西藏地方各个宗教势力，采取“多封众建”政策，册封三大法王、五大教王，不仅有助于维护地方稳定、促进了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发展，而且保障西藏与内地的联系畅通。明朝还在国子监进行藏文教学，吸纳藏族子弟进京学习，推进了藏族文化在内地的传播，推动了汉藏文化之间的交流。

　　自清乾隆以来，达赖和班禅转世灵童均需在中央驻藏大臣监督下，经金瓶掣签认定。图为用于金瓶掣签的金瓶和象牙签。

　　清朝政府对历代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进行册封和赏赐，承认并支持格鲁派在西藏的特殊地位。此外，清政府还采用“金瓶掣签”等对西藏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使其制度化和系统化。

　　民国时期，国内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九世班禅、喜饶嘉措等高僧主动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在内地多所大学讲授藏传佛教等知识，并积极参与抗日救国等运动。他们为推动文化交流、增进民族感情、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主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西藏文化向东发展进程中的文化交流

　　在历史的长河中，西藏与中原地区以及周边其他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互动，是西藏文化向东发展的重要推力。西藏文化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文化，形成了独具高原特色的藏族文化体系；与此同时，西藏文化亦逐渐融入以中原文化为主的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入藏，是汉藏文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她们不仅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还引入了天文、医药等科技知识。金城公主更是推动了儒家经典的在西藏的翻译和学习，加深了汉藏文化的交融。两位公主入藏，促进了汉藏之间在科技、农业、医药、历算、佛教、儒学等领域的交流，展现了唐朝与吐蕃之间多维度、多渠道的文化交流，为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藏医学奠基之作《四部医典》（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藏）。据史料记载，文成公主入藏时携带的医学书籍对藏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一些书籍的精华部分被收辑于《四部医典》之中。（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元朝时期，西藏接受元朝的封授以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管理，汉藏文化交流成为中央政府管理模式下文化交流的一部分。随着民间贸易的不断扩大，元朝在四川的碉门和黎州两个地方设立专门用于藏汉民族间交换产品的商市——榷场，使得双方的商业交换日益兴盛。西藏出土的元朝时期的文物见证了汉藏用具和服饰的交换，八思巴将内地制造瓷碗的工匠派到西藏，在萨迦寺附近建窑制造萨则碗，碗的中心处均有一“萨”字。在建筑艺术方面，藏地仿照汉地的式样和工艺建造寺院，广泛传播建筑式样与艺术，大昭寺的主殿顶楼的汉式金顶就是藏汉建筑文化融合的生动例证。

　　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大昭寺金顶（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明朝对西藏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不仅加强了中央和西藏的政治联系，还促进了汉藏文化交流和融合。茶马古道上，茶叶、丝绸、瓷器、马匹等物品频繁往来于藏汉两地。西藏历史博物馆中的明代御品瓷器，其精美的纹饰兼具中原民俗、美术等文化内涵，还饰以梵文、藏文、西番莲、八吉祥纹等藏文化元素，是汉藏文化完美结合的集中呈现。

　　清朝对西藏的统治和管理更加制度化，通过设立专门的机构外、完善法律法规、派遣驻藏大臣等措施，实现了对西藏的有效管理。以松潘等为集散中心的边茶贸易市场和黄寺、广仁寺等寺院的建立，进一步加深了汉藏文化的融合。

　　乾隆时期在承德修建的藏传佛教寺院，更是汉藏艺术结合的典范。在天文历法方面，随着《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藏译本》的传入和藏文版《汉历心要》的出版，西藏开始沿循历书中关于日月食的推算方法而得到的结果也一并载入藏文年历中。在文学方面，内地的《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经典作品传入西藏并且影响了藏族文学。同时，《格萨尔》《米拉日巴传》等藏族文学作品也被翻译成汉文，在内地广为传播。

　　西安广仁寺，康熙皇帝来陕西巡视时拨款敕建而成，是包括达赖和班禅等西北和康藏一带大喇嘛进京朝觐路过陕西的行宫。（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综上所述，西藏文化向东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极为丰富的文化融合过程。在这一进程中，西藏吸纳了中原及其他地区的先进文化，在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展现了“向东看”“向东融”的开放姿态。西藏独特的高原文化与吸收的多元文化相互激荡，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最终汇聚形成了具有强大凝聚力、向心力和生命力的中华文明，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和谐之美。

　　（作者简介：吕众林，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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