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和喀什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新疆的历史与未来”国际论坛在新疆喀什举行。论坛上，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杨圣敏、埃及开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姆哈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魏正中、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马戎、新疆师范大学教授牛汝极、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当代历史和国际研究系主任米尔左吉德·拉希莫夫、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马克林、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席教授潘维作主旨演讲。现将演讲内容摘登如下——

　　谁是塔里木盆地的早期居民

　　 □ 杨圣敏 （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早在新石器时代，新疆塔里木盆地各绿洲上就已有定居农业。上溯两千多年，各绿洲上的居民有多次大的迁徙变化，总体来看，这里从来都是多民族共同生活、不断交融的地方，从来不是单一民族的聚居地。那么谁是塔里木盆地的早期居民呢？

　　公元840年，维吾尔族的先民回纥人从蒙古草原迁入塔里木盆地各绿洲，与当地原居民逐渐融合。回纥人与塔里木盆地原来的居民在语言文化、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别，这个融合的过程有维吾尔语化和伊斯兰教化的过程。到了16世纪初，塔里木盆地所有绿洲上的居民都改信伊斯兰教，都说维吾尔语，这个融合才基本完成，现在意义上的维吾尔族就形成了。

　　维吾尔族族源来自中国北方的山西、陕西、内蒙古南部等地。公元744年，他们在蒙古草原上建立了回纥汗国，公元840年回纥汗国被攻破，很多人向西迁到塔里木盆地。他们有一部分迁到河西走廊，就是现在的裕固族；有一部分迁到塔里木盆地东西两侧，分别建立两个小的政权——在吐鲁番的高昌回鹘和在喀什的喀喇汗王朝。接着他们又向塔里木盆地中心发展，到公元1006年，塔里木盆地原来居民最后一个政权崩溃了，原来居民的语言文字基本上消失了，都改说了维吾尔语。

　　喀什西部的居民在公元950年左右信仰了伊斯兰教，东部的还继续信仰佛教。西部的居民向东发展，有和平的传教，也有战争，这个过程很漫长，一直到公元1513年，新疆最东部的绿洲哈密居民才改信了伊斯兰教。

　　那么，维吾尔人到新疆以前是什么样子呢？历史上有很多记载，说他们是宽脸庞、小眼睛、扁鼻子、少胡须。德国突厥学家葛玛丽教授说，汉人、突厥人和维吾尔人在种族特征上没有什么区别，维吾尔人就像蒙古人一样。

　　公元840年以前塔里木盆地的居民是什么情况呢？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控制了整个新疆地区，在这里建立了西域都护府。东汉结束以后，曹魏政权继续管理新疆和中亚地区。特别是唐朝，在新疆和中亚建立了管理机构，地方首领接受唐朝册封，很多中原汉人大量进入新疆，新疆东部的哈密、吐鲁番一带基本上是汉人居住。

　　这时新疆的居民主要分三种，一种是“高鼻深目”的胡人，说印欧语系的几种语言，样子有点像白种人，他们多在新疆西部，特别是喀什；一种是盆地东部、东南部的羌人，与甘、青、西藏地区的羌人是连成一片的；在塔里木盆地东部，特别是东南部的吐鲁番、哈密多数是汉人。在公元9世纪中叶以前，塔里木盆地的居民，主要有说印欧语系几种语言的胡人、说古代藏羌语言的羌人、汉人。

　　塔里木盆地的语言文字，公元840年以前是什么呢？国际语言学界有一个共识，一共有7种语言，24种文字，主要有和田语、焉耆-龟兹语、古代藏语、汉语。还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公元840年以前，南疆塔里木盆地没有维吾尔语，也没有维吾尔文，现在能够看到的出土的古代文字，有印欧语系的，也有古代藏羌文，也有汉文。

　　胡人是农业民族，多数信佛教。从西汉开始，塔里木盆地就有大量汉人迁入，东汉时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情况。唐朝政府在塔里木盆地建立了56个屯田点，驻有几万军队，在东部建立了跟内地一样的县乡。这一时期的壁画上，有摩尼教、景教（基督教）、佛教、道教等内容，这里还出土了一些器物，可以了解汉人的生活。

　　古代文献里记载的维吾尔族先民，我们也能看到考古证据。维吾尔人迁到新疆后改信佛教，建了很多佛教寺庙。当地胡人、汉人、羌人和蒙古草原上的维吾尔人，经过1000多年逐渐融合，形成了现在的维吾尔族。

　　有很多资料体现了维吾尔人跟原有居民融合的过程。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突厥语大词典》中记载，和田人不懂突厥语，不会说维吾尔语，只有喀什城里的人会说维吾尔语。这时维吾尔人从蒙古草原已经迁来几百年了，还没有完全融合，维吾尔语化还没有完成。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在公元9世纪中叶以前，塔里木盆地的居民主要是说印欧语系几种语言的胡人，古代藏羌语言的羌人和汉语言的汉人。公元840年后，他们与从蒙古草原来的维吾尔族先民回纥人逐渐融合。所以说，塔里木盆地自古就是多民族共同生活之地，也是多民族融合之地。这种情况在中国多数边疆地区都是类似的。

　　中国和埃及: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起点和终点

　　 □ 姆哈森 （埃及开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山东大学客座教授、南京大学客座教授） 

　　丝绸之路是最早连通东西方世界的贸易路线之一，跨越6400多公里的距离，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一直繁荣至公元15世纪中叶。

　　丝绸之路主要有两种类型的商业路线，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着这两条商业路线，不仅商品得以传输，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科学技术等也得以传播。

　　陆上丝绸之路包括多条路线，以古代中国的各大商业中心为起点向西延伸，其中最著名的路线有两条，即陆上丝绸之路的北线和南线，穿越了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和罗布泊。

　　北线，起于长安城（今西安）。依靠骆驼商队的往来，北线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来自西方的商品，如来自波斯的蜜枣，来自索马里的乳香、芦荟和没药，来自印度的檀香，来自埃及的玻璃瓶，以及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南线主要用于玉石贸易，早在公元前50年就已经存在，至今依然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这两条由骆驼商队勾连起来的路线最终抵达埃及，因此埃及也被认为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终点。

　　令人惊奇的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和终点（埃及）之间的距离虽远，但双方的关系被认为是自古以来最为理想的关系之一，这种关系扎根于数百年之前，两国之间存在着诸多共同的文明特征。可以说，中国和埃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埃及与中国建立起直接联系，发生于切尔克斯人统治下的埃及布尔吉王朝（公元1382年-1517年）时期。当时马穆鲁克苏丹派遣外交使团前往明朝面见郕王朱祁钰，明朝皇帝也亲自接待了使团成员。随后，作为回礼，明朝皇帝也派遣了正式代表团前往开罗。得益于高层交流，两国之间的商业贸易也繁荣起来，埃及开始了解纯正的中国手工艺品，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瓷器。

　　中埃之间的官方关系始于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当时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首次会面。1956年，毛泽东主席接受了第一位埃及驻中国大使递交的国书，毛泽东将“文明的魅力”作为建立两个伟大国家，以及两个伟大的文明之间强大官方关系的基础，实际上是非常正确的。这使两国关系成为全世界效仿的最佳范例之一。

　　尽管中国与埃及之间距离遥远，但是中国文明和埃及文明仍然值得相互比较。它们之间的相似特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是大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都是依傍河流而兴起，并在此定居繁衍。埃及有这样一句谚语：“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尼罗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埃及人利用其河水灌溉数千公顷的肥沃土地，成为广袤沙漠之中埃及的生命线。借助尼罗河，古埃及人能驾驶船只便利地穿梭于城镇和村庄之间，建立起一个辉煌的文明。

　　在长江和黄河两岸也同样见证了文明的兴起，中国人民在这两条伟大的河流沿岸建立了伟大的文明。长江全长6300多公里，是亚洲最长的河流，而黄河全长5464公里，是中国第二长的河流，它被称为“中国文明的摇篮”。

　　我们看到中国和埃及的文明都是以大河为基础繁荣发展起来的，河流形成的这些平原非常适合农耕劳作，成为一个地区乃至一个文明发展的基础。

　　第二是政权制度。古埃及和中国古代历史的划分相似，政权依赖于皇室世袭的帝国，大河文明推进了政权制度的发展。古埃及历史从早期王朝时期开始，随后是三个主要的大王国，分别是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中国历史也有帝国和朝代，最古老的是夏朝，其后是商朝，然后是周朝。

　　第三中国文明与埃及文明都是世界的重要遗产。古埃及最引人注目的是金字塔，这些金字塔是为了安放法老的木乃伊而建造的。吉萨的胡夫金字塔是世界上七大奇迹中唯一基本完好无损的建筑。

　　第四是雄伟的寺庙。古埃及有着悠久的神庙建造传统，主要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神庙，专门用于供奉各种神祇和女神；另一类是丧葬庙宇，专门用来供奉死后的神化的国王。

　　文化可以说是任何文明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中国和埃及的文明都是基于两国繁荣发展起来的文化。中国和埃及有着共同的、古老的文化遗产和传统，这也是我所说的“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新疆佛教考古：过去与未来

　　□ 魏正中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新疆拥有极为丰富的古代遗迹，它们是新疆历史的见证。其中，众多遗迹和考古旅游景点都是佛教遗址，因为佛教曾在新疆繁荣了几个世纪，特别是在天山以南地区，我们需要对这些遗址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考古研究。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来自俄罗斯、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的探险家对中国中部和西部的佛教佛塔和寺庙进行了调查挖掘。随着人们对西域的兴趣日益浓厚，“丝绸之路”一词也是在那时首次被提出，新疆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在新疆工作的学者有着不同的国籍、学术背景以及研究兴趣。此外，他们对遗址的研究也深受遗迹性质的影响。例如，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南的地区是由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负责调查，他主要挖掘被沙丘掩埋的古代定居点。在这些定居点中，保存最完好的遗迹往往是佛教佛塔和寺庙。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最引人注目的遗迹则是佛教石窟和大城市。佛教石窟内部保存了丰富、完好的古代艺术作品，因此艺术史学家格伦威德尔等对此极感兴趣。通过对绘画、雕塑等艺术品的研究，人们深入了解该地区信仰的佛教以及居住在这些区域的民族。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探险活动使得许多文物被收藏在欧洲和日本的博物馆中，激发了人们的兴趣并催生了一系列研究。这些出版物中，不乏高水平学术作品，在西方引起了热烈的学术讨论，增强了人们对中亚和新疆历史与艺术的兴趣。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本土专家的考察并不频繁，且研究方法当时主要侧重于艺术研究，对建筑形式的关注有限。他们的研究兴趣多集中在个别纪念物或叙事内容的特定方面和装饰上，缺乏对遗址进行全面理解的探索，材料也不足，发掘范围也相对有限。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考古学家宿白带领学生前往克孜尔，开始了对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古调查，最终编纂了中国第一份佛教石窟考古报告。调查团队清理了石窟内的碎片，并详细描述了建筑特征。在石窟内部，调查团队首先关注了缺失的雕像和绘画布局，随后描述了各个部分所展现的场景——从前室、主室到中央柱石窟的走廊和后室，即从外到内。在对每部分的报告结论中，石窟的雕刻年代主要基于测量的C14数据，这在佛教石窟研究中尚属首次。宿白曾受邀撰写了介绍克孜尔石窟的详细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在《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中。这篇文章从考古学角度概述了研究石窟的方法，至今仍是石窟考古研究的重要参考。

　　与在中国其他地区的考古工作相比，新疆的佛教遗址考古工作开展较为缓慢，主要是受到人才稀缺以及多个机构之间协调问题的影响，但重要原因还在于佛教石窟和佛教地面建筑数量庞大。此外，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的遗址大多位置偏远且被沙漠掩埋，这进一步增加了科学调查的难度。幸运地是，1988年的“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考察”以及在和田地区开展的其他发掘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与此同时，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如今，大规模测绘可以依赖全球定位系统，无人机也成为常用工具。在石窟内部，三维扫描和数字化技术加快了原本耗时费力的考察，即绘制展示石窟所有相关特征的图表。数码相机和先进软件使我们能够获取原先无法想象的一些图像。尽管技术取得了进步，但我们的利用方式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来发掘技术，创新考古工作。

　　由国家文物局制定的《中国石窟寺考古的中长期计划（2021年-2035年）》，为未来十年的工作描绘了蓝图。目前，学者们正积极落实这一计划。我们看到新疆的考古发掘工作以及人员培训正在进行中，国务院也成立了相关的工作组促进新疆考古工作，我们会利用未来十年的时间，为新疆地区佛教考古工作带来突破性进展。

　　新疆的人口变迁及结构分析

　　 □ 马戎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新疆的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伟大的成就。

　　教育事业迅速发展。1949年新疆仅有1所大学，当时的学龄儿童入学率19.8%，文盲占90%以上。经过了70多年的发展，新疆形成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村村建有幼儿园，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8%以上，小学净入学率几乎达到100%，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以上，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了98%以上。

　　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新中国成立前，新疆医疗卫生事业相对比较落后，只有医疗机构54个。到了2019年，新疆医疗机构遍布城乡，共有1800多个医疗机构，18万张病床，每千人拥有病床数从当年的0.16张增长到7.21张；婴儿死亡率由1949年的400‰以上降至2020年的6.75‰，人均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不到30岁提高到2019年的74.7岁。

　　从人口学视角来分析新疆人口概况，可以观察新疆全区人口的变迁情况。2020年，新疆全区人口达到2585万人。在新疆常住人口中，汉族占42.24%，维吾尔族占45%。在年龄结构方面，新疆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比全国高4.51个百分点；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比全国高2.91个百分点；新疆相比全国而言，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

　　在人口增长方面，2020年新疆全区人口比2010年增加403.6万人，人口增长率为18.52%，年平均增长率1.71%，比全国明显高。其中汉族人口增加217.4万人，跨省流入人口增加194.8万人，自然增长22.6万人；维吾尔族人口从999.7万增长到1162万人，十年间增长1.1%，为自然增长。中国各省区中，新疆是人口迅速增长的地区。

　　正因为这些年来新疆经济社会各领域迅速发展，高铁、机场、高速公路、发电站、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以及与中亚各国的经贸合作，为新疆发展现代化制造业、运输业和商业网络等各项事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吸引了大量人才，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群众来新疆投资兴业，造成新疆人口稳步增长。

　　我们看全国的普查数据，我国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受教育程度从1953年以来，一直持续提高。在职业结构方面，2010年汉族农牧业从业人口只有46%，生产运输从业人口达到了23%，相比之下我国维吾尔族的农牧业从业人口甚至高达82.74%，生产运输从业人口只有4.55%，哈萨克族大致相似。很大原因是语言的障碍，在党政机关负责人、专业人员、办事人员等方面，维吾尔族的比例也同样是明显偏低的。

　　这些年，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2022至2023年，汉族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录取分数线差距从100分减少为41分和25分，这也证明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教育取得相当明显的成效。

　　另外，2020年全国的流动人口达到了总人口的26%，相比之下，新疆的跨省流动人口达到了339万人，这些都说明新疆各项事业快速发展正在吸引全国各地优秀人才来到新疆就业和发展。

　　总的来讲，作为一个多民族聚集区，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多个民族共同生活在新疆，相互学习语言，彼此尊重各自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新疆发展迅速，发展成绩斐然，治安情况良好。这些年很多外国学者访问了新疆，可以亲眼看到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现实情况。

　　东融西鉴：高昌回鹘人的中华文化观

　　 □ 牛汝极（新疆师范大学教授） 

　　公元840年，回鹘人的一支西迁至吐鲁番盆地和今天的吉木萨尔地区，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高昌回鹘受儒家文化影响至深。回鹘文《妙法莲华经玄赞》文本引用了《论语》的对话内容，文本还引用了《春秋左传》中的内容。

　　回鹘文的佛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中，佛陀语录引用了阴阳理论来讲佛道。回鹘文《父母恩重经》充满了孝道理论。舜帝开创了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后世将他列为二十四孝之首。吐鲁番发现了回鹘文的《舜子变》的译本。

　　吐鲁番出土有《急就篇》《千字文》抄本，汉文《千字文》抄本有88种版本，回鹘文写本有12种。《开蒙要训》为儿童汉语识字课本，《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卷轴背面，收录了《开蒙要训》的回鹘文译本。

　　在回鹘文学习中使用汉字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回鹘文的世俗文献里或者宗教经典中夹写汉字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些汉语句子被引用或与回鹘语翻译一起呈现。回鹘人练习汉字、书法也留下了许多写本教材，还发现了回鹘人使用的汉语、回鹘语词汇的对照本，回鹘人给汉字的难字注音等残片。

　　高昌回鹘对汉传佛教信仰十分推崇。公元9世纪至14世纪，回鹘人大规模地将汉文佛经翻译为回鹘文。汉语《大藏经》经律论大部分被译成回鹘文；少部分译自吐火罗文（如《弥勒会见记》）和藏文（如《佛说胜军王问经》《文殊师利成就法》等）。译自汉文的文献主要为大乘经典，如《金光明最胜王经》《妙法莲花经》《华严经》等，也有部分小乘经典如《阿含经》《因萨蒂经》，汉语疑伪佛经如《父母恩重经》《天地八阳神咒经》及中土僧人传记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佛祖历代通载》等。

　　佛教石窟或佛堂的回鹘文提记反映了回鹘佛教的朝圣运动，这些提记不仅仅是过去翻译的总结，还是朝圣的记载。莫高窟有35个洞窟中发现了78条回鹘语的提记，榆林窟有25个洞窟发现185个提记，吐峪沟至少有30多条回鹘文提记，北庭高昌佛寺也有若干提记。佛教各大神山中，五台山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敦煌和五台山都发现了回鹘朝圣者的提记，从回鹘文写本中可以看到，赞美五台山而写的《五台山赞》。在柏孜克里克第20号洞窟，朝圣者用诗句描述禅修和朝拜的目的。在北庭高昌回鹘佛寺也有回鹘的榜提，尤其是回鹘首领的榜提。

　　关于回鹘文的耶稣信仰。在高昌回鹘地区遗存的大量考古遗物和叙利亚文基督教文献，以及近年在吐鲁番布拉依克附近基督教修道院遗址的考古和奇台县唐朝墩发现的东方教会修道院遗址及高台入口右侧均有回鹘文题跋，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东方教会在高昌回鹘区域的活动。吐鲁番发现的基督教写本几乎绝大部分是用叙利亚文书写的，其中礼仪祈祷书《胡德拉》和圣经《佩希塔》文本约占发现写本残片绝大多数，既有用于礼仪文本的圣咏经，也有旧约中的大卫的诗篇；还有书信、历法纪年、圣徒传记、祈愿护身符、医学和医药配方等。

　　综上所述得到三点启示：第一，丝绸之路上的高昌回鹘人向东积极学习传承践行中华传统文化，将其与自己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展现了血脉相连的中华文化传承人和践行者的角色定位。同时，回鹘人也以开阔的心胸向西借鉴学习西来的文化和理念，表达了对不同地区文化的理解和认知。

　　第二，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天下为公、守中致和、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富民厚生、自强不息、修齐治平的人文精神；爱国爱家、礼义廉耻、敬业乐群的道德伦理；讲信修睦、勤俭持家、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民为邦本、家国情怀、为政以德的治理经验。这套价值体系共同催生了“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支配和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延续，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之为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民族特有的生命力，无不来自这些价值及其实践。回鹘人就是这其中的实践者。

　　第三，人类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是群体内部的合作问题，首先解决合众为一，把大家变成一个共同体实现合作共存。中国几千年的生长方式就像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旋涡，这个旋涡的向心运动不断把不同部族和各地文化卷入到一起成为一体。不管是什么人群，参与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最后都会成为中国人；不管是什么宗教、思想，进入中国都会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部分，最终实现合众为一。高昌回鹘时期的回鹘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历史与现实中的中国和中亚关系

　　 □ 米尔左吉德·拉希莫夫（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当代历史和国际研究系主任、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教授） 

　　中亚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不同文明和文化交往的十字路口，中亚古代国家形态就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公元前2世纪末，中亚地区的大宛、安息与中国建立了密切的外交关系。据史书记载，汉武帝时期，也就是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87年，中国每年都向中亚各国派遣使者。

　　在其他年代，中亚和中国也建立了很多外交关系，其中非常重要的节点就是丝绸之路。历史上，丝绸之路一直是亚欧之间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心，像撒马尔罕、吐鲁番、喀什、西安等城市在丝绸之路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粟特就是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也在丝绸之路上和中国进行持续不断的贸易和交流。如果去西安，可以看到一些考古发现证明这样的交往。不仅是在商业关系方面，丝绸之路也在其他的方面促进双边交流。比如说人员流动的问题，不仅是商人之间，知识分子以及普通人之间也有一些交流和交往。一个关于粟特人和中国人交往的历史展览介绍，出生于布哈拉汗国的唐代定远总兵安菩将军，就在中亚乃至中国历史上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些例子都展示了中亚和中国长期以来，在人员流动方面呈现出包容性的特征。

　　中亚有不同的宗教。伊斯兰教在12世纪也传播到了中国，新疆和喀什是一个重要的传播枢纽。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文明都在这些枢纽城市进行了密切的交往和交流。来自中亚不同国家的文明和文化，以及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和中国进行了交往。

　　到了当代，中国是第一批和中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我们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地理位置相邻度很高，而且历史上也有紧密的联系。新疆在中国和中亚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疆是中国和中亚国家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枢纽和重要的国际通道。我们两方保持了这样的外交关系，而且建立了互利共赢的多边关系。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成为了中亚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额从1992年的4.6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超702亿美元。中国也是在中亚投资的大国，很多中国企业以及中国政府都投资了中亚基础设施的项目，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比如中吉乌高速公路，还有正在建设的铁路一号线。此外中国和中亚在采矿、农业、纺织、制造业等领域都联合实施了很多的项目。

　　我们在教育、文化、资源开发和人文交流合作方面势头非常强劲。我们国家有7000多名学者在上海工作，对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和知识的分享是有很大的益处的。

　　中国和中亚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共同创始国，多年以来该组织成为了协调多边合作领域的重要平台，这对于双边发展有巨大的好处。

　　历史上，中国和中亚之间一直是亚欧之间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心，就像在“中国—中亚峰会”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所说，“千百年来，中国同中亚各族人民一道推动了丝绸之路的兴起和繁荣，为世界文明交流交融、丰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丝绸之路不仅是在古代，如今也让沿线国家进一步沟通和交融。中国有句谚语“远亲不如近邻”，我很高兴看到中国愿意和他的邻居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希望我们可以延续我们历史上良好的关系。

　　新疆：以史为鉴、共商未来

　　□ 马克林（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澳大利亚联邦人文科学院院士）

　　在西方的叙事语境中，只有欧洲的历史才是最重要的。在欧洲时，一般我发表一个演讲，会讲到比如说罗马帝国、欧洲的一些国家历史、工业革命等，这些是西方民众非常熟悉的话题。但是，当地的听众对于亚洲、中国、新疆有的时候可以说一无所知。由于西方在过去这种主导状态以及地缘政治平衡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是向西方倾斜的，才导致了这样的情况。

　　马可·波罗是伟大的旅行家，他提到喀什时说，“该地人民使用的语言是他们自己的特色语言，他们依靠商业和制造业为生，尤其是棉织品，他们拥有漂亮的花园、果园和葡萄园，而且该国的商人也会前往世界各地去做生意。”这就是当时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喀什的评价。

　　接下来我想讲讲现今的新疆是怎样的。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的影响非常巨大，对新疆新时期发展的影响巨大，在未来也会影响深远。新疆的GDP从2013年到现在增长了13倍。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升，从1978年至2020年，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19元增长到了34838元，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9元增长到14056元。社会发展水平也大大提升，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30岁提升到2019年74.7岁。所以大家可以在这组数据中感受到新疆的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新疆也非常重视保护传统文化。西方一些人认为，中国政府并没有注重保护新疆的传统文化，这是出于对于中国政策的无知。从十二木卡姆的保护，就可以看出新疆政府非常重视传统文化保护。我之前数次来到新疆，来到喀什，我也去参访过一个传统舞蹈的学校，我看到新疆政府、中央政府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如果中国想要消除维吾尔族文化艺术，为何要花钱、花精力培训人们表演这种艺术呢？所以，很多西方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神圣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再没有恢复，早期如查理曼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但是在汉朝崩溃过后，中国的大唐王朝统治之下再次实现统一。这个开放、团结、富饶的王朝，使中国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文明。除了一些分裂的时期，中国一直保持为统一的国家，这相对很多西方国家来讲是非常独特的现象。我相信统一的语言以及中国地形特征，和中国的大一统有密切关系。当前，西方的主导地位已经结束或者即将结束，随着他们的衰落，中国也将和其他的国家一起崛起。中国并不希望像苏联解体以后美国那样主宰世界。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64年，从那时起，我相信命运的齿轮就已经开始向中国转动了。就像很多的专家说过的，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美国人目前是强大的，但是不能在世界范围内称霸，正在走下坡路，却也还没有完全退出舞台，这点非常重要。

　　西方人也应该习惯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中国的影响力是在大大增强的。如果分析世界历史以及现状，大家就会发现，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具有独特的特征。

　　新疆以及新疆的历史经验都表明，世界势力平衡正在改变。新疆和喀什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比很多西方人承认的要大。新疆也有非常多元而统一的文化，新疆多民族文化是伟大的中华文明很重要的一部分。

　　最后，我也非常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文明的对话是我们的必由之路。我们不应该去拒绝对话，让文明之间进行对话和合作，这是我们做所有这些事情的应有之意。

　　新中国的新疆治理经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潘维（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席教授、全球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

　　习近平总书记十年前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中国治疆方略的重大转折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方案，也为世界指明了增强政治共同体内聚力的道路。

　　“政治共同体”指的是国土、国民和政权的三合一，即在一块有边界的土地上生活着有统一政权领导的民众，也就是“国”。大国、强国多是多民族国家，都需铸牢本国民众的政治共同体意识。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普适意义。政治共同体与铸牢政治共同体意识是相辅相成的：偏向经济发展，语言、文化、意识跟不上，经济成果反而可能为政治共同体的分裂意识提供资金；而经济基础不牢靠，语言、文化共同体的建设也难持续。所以，强调“政治共同体意识”，而非其他意识，是处理民族问题的普适规律。

　　新疆地区自古就同中原地区保持密切联系。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新疆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1762年乾隆设立“伊犁将军”；1876年至1878年经清军收复新疆之战，政治中心由伊犁移至迪化并正式建省，西域正式更名为新疆。新中国的治疆方略取得了显著成功，主要表现在：

　　一是新中国坚决反分裂，坚决打击分裂势力，保障我国国土完整。一方面我们实事求是，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承认历史形成的现实。另一方面，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无论国际气候如何变幻，坚决打击分裂势力，毫不含糊地维护领土主权。苏联解体后，我们才更深刻领会我们党实事求是、保持思想独立自主的珍贵。

　　二是新中国以饱满的热情和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带领全疆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进步。75年来，新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有目共睹，是我国维护领土完整的强大底气。为缩小新疆南北的发展差距，我国坚持全国一体、八方来援，新疆才有了而今与内地继续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好局面。比较全世界的情况，虽然历经波折，我国新疆各族人民相处得比较融洽，因为各族互相尊重，携手进步。

　　三是新中国在不断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形成了成熟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方向，概括成一句话，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交往、交流，最终交融为一体，形成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道路决定方向，方向决定命运。明确了理论，指明了道路和方向，新疆近十年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安定和繁荣局面。

　　从治疆历史看，未来在新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加强3方面工作：

　　一是加快南疆农民的城市化。南疆人多地少，工商业物流成本高，南疆农民因语言文化等原因缺少有效“出口”。我们应集中使用全国的援疆资源，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依托，有计划地在南疆区域内新建规模较大的城市，形成带动南疆全域发展的经济增长极，以城聚人、聚人兴业、兴业促融，加快南疆工业化、城镇化步伐。

　　二是加快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和广泛使用。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促进民族平等的最有效手段。不能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在全国上学和找工作就会异常困难；不能理解全国通行的法律法规，无法认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有效消弭政治共同体内不同文化群体间的不平等，特别是教育和工作机会不平等。

　　三是加强中华主流文化的融入。古今中外，纯而又纯的原教旨文化代表文化落后，多元文化是文化进步的主动力。所以，在尊重所有以往外来文化的前提下，新疆应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强化伊斯兰教的本土化，强化中华文化的嵌入，强化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促进主流文化嵌入不是弱化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而是以更先进的理念、更大的力量、更好的方法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传承创新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责任，需要各民族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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