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玉润中华——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图卷”在江苏南京博物院展出，600余件（组）玉器共同展现中华玉文化的灿烂历史。

　　玉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绵延万年发展至今，不仅深深植入中国人的生活、认知和信仰，也见证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万年玉史，润泽中华。融入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的玉文化，深深嵌入到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当中，印证了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滋养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

　　1 玉是万年中华文化的佐证

　　我国近代地质学家章鸿钊谈到，“夫玉之为物虽微，使能即而详焉，则凡民族之所往返，与文化之所递嬗，将皆得于是征之”。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深浸润着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文化和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中华文化离不开玉文化。

　　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发掘了大量史前玉器，从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玉器到9000年前的小南山玉器，“最早时期”的玉文化历史被不断刷新。从6000年前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到5000年前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唯玉为葬”的现象见证了玉在中华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从4000年前陕西黄土高原的石峁文化到黄河中下游流域的龙山文化，玉的使用是中华“三皇五帝”时期的重要证明。山西陶寺遗址和河南二里头遗址与夏代的时间和文化特征基本吻合，出土的玉器佐证了《越绝书》记载的“玉器时代”。

　　西周儒家思想以玉“比德君子”的学说，奠定了玉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自汉以降，玉的使用从“标识等级”逐步“飞入寻常百姓家”，进而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标识。玉可谓印证了中国古代历史，填补了文字和文献的空白，成为万年中华文化的实物铁证。

　　透过中国古代用玉制度，可以透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经济状况和文化面貌。玉文化依托玉的使用、发展、演化并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独特标识，玉的使用与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相生相伴。

　　我国考古学家、良渚文化研究专家牟永杭曾表示：“玉之所以能够在中华民族的心理上造成如此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其原因之一是这种被赋予‘山岳精英’的矿物，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起了催化酶的作用，从而将随着文明而来的政治权力，牢牢地包在了神秘的袍套之中。可以说超越自然属性的玉和政治的神秘化共同熔铸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

　　玉器因为其物理特性，可以在地下完整保存数千年，后世通过发掘、探寻，得以“看见”无文字记载的早期中国。这些史前埋藏的玉器，助益于认识、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和演变。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这样谈到玉的重要价值：“在纷繁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中，我想到了中国古代的玉器。玉器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种现象是西方所没有的，或者说是很少见的。我们考古学界是否可以将对玉器的研究作为切入点，从更深刻的层面上阐述玉器在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意义，把考古学的研究同精神文明的研究结合起来。”

　　2 中华玉文化绵延发展、生生不息

　　近万年以来，玉的使用从未断绝。璀璨独特的玉器，见证了中华文明形成和连续发展的光辉历程，是延续文明血脉的物质载体。

　　早在8000年前，在内蒙古及东北地区的兴隆洼地区就出现了区分等级的用玉现象；后来，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由北及南出现了系统、不间断的大规模的用玉制度，用玉的区域呈现出较为发达的文明现象。夏商周三代，玉使用之繁盛，蔚为壮观，玉牙璋、玉刀、玉戈等不同类型的玉器遗存即是说明。

　　自秦汉一直到清代，历代王朝都将玉作为政治权力的象征和士大夫比德的载体，呈现出一波又一波的玉文化高峰。“以玉载礼”“以玉比德”等传统文化在中华文明历史中延绵不绝，持续至今。

　　玉的使用伴随各个历史时期，经历了从“神（巫）玉”到“王玉”再到“民玉”的演变，彰显了突出的创新性。玉在中华文化早期是关乎宗教的信仰存在，《说文解字》中“灵”的含义为“巫以玉事神”。早期祭祀活动的核心物品是玉。在早期政治仪式中，玉作为重要的政治象征而被尊为与“天”“神”沟通的“神物”，这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以玉为葬”中表现尤为明显，一直到汉代“金缕玉衣”现象的出现，从未改变。

　　伴随历史的发展，玉逐渐“祛魅”，并开始在中国传统礼制特别是在王权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先秦文献《周礼》《仪礼》《礼记》中有大量关于玉器使用的记载，比如《周礼》中记载的“六器”——璧、琮、圭、璋、琥、璜等重要玉器，在考古发掘中也得到了验证。“三礼”典籍还涉及用玉的整体理论、具体分类和使用规定，包含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外交、财货、祭祀、宗庙、朝聘、盟会、婚丧等多方面。这些都说明，早在先秦时期，玉已经成为政治礼制的组成部分。

　　玉还是古代标识身份的政治符号，帝王将相把佩戴玉作为等级身份的标识，比如海昏侯墓的发掘就以刘贺玉印的发现一锤定音。宋代之后，玉从帝王将相的案头逐步走进寻常生活，玉作为世人美好意愿的象征，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

　　3 玉是中华民族凝聚统一的历史物证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是最早制造和使用玉器的国度。中国用玉的历史延绵久远，古代玉器工艺有近万年的历史，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政治符号和政治仪式的角度而言，玉在中国史前和古代社会发挥了凝聚共识的重要功能。从北方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到南方良渚文化大规模的玉敛葬，体现了早期中国不同区域丧葬仪式的趋同。

　　大禹时代是“执玉者万国”的城邦林立时期，万国朝宗拿的是玉。为什么拿玉？因为玉象征对统一的认同，是重要“政治符号”。秦统一六国，出现了象征政权“大一统”和唯一政权合法性的“传国玉玺”，以后王朝虽有更替，但传国玉玺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玉还见证了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产自新疆地区的和田玉就是鲜活例证。《穆天子传》中记载，周穆王西行数千里会见昆仑山的西王母，其中“取玉三乘，玉器服物，于是载玉万只”。双方建立深厚情感，并有了“昆仑之约”。

　　丝绸之路大家耳熟能详，而比丝绸之路更早的是玉石之路。贯穿东西的“玉石之路”，以新疆和田为中心，沿河西走廊或北部大草原向东渐进到达中原地区。和田玉产在距离中原万里之外的昆仑山，运输上存在局限性，把和田玉石从遥远的西域运到中原王朝，代价极高，但为什么还要运输和田玉石？2100多年前的司马迁揭示了答案。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张骞凿空西域的目的之一是寻找黄河源头。他们发现河源出于西域南山的于阗玉河，其山多玉石，便采玉回来汇报，汉武帝根据上古地图和图书资料命名西域南山于阗玉河所在位置为昆仑山。由此可见昆仑山和玉石的直接关系，“玉石之路”开辟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

　　上世纪70年代，河南安阳发掘出一座商代墓葬，通过玉器和青铜器铭文推论，这座墓葬是商武丁的配偶妇好的墓。妇好墓出土了755件（套）玉器，大部分都是新疆和田玉。文物是历史最好的见证，这些出土玉器以实物的方式证明，在不晚于商中期时，昆仑山的和田玉石就已经为中原王朝大量使用。

　　产自新疆的玉石在中原开花结果，这是我国古代西域和中原地区物质和文化交流的有力证明。玉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特殊文化形式，具有融合开放的特质。从辽、金、元到清代，入主中原的各民族都大量使用玉器作为礼仪标识，这本身就是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同时也为中华玉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4 中华玉文化滋养中华民族精神品格

　　从中国文字的角度来看，涉及玉的字非常多，且都寓意美好。尤为重要的是，玉是中华民族坚贞民族气节的品格象征，如“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这种将玉作为美德载体的文化现象，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知古鉴今，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涵就包括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集中体现在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以玉比德”。孔子、荀子、管仲、许慎、刘向、董仲舒等古代思想家赋予玉以温润、和谐、高洁、刚毅和坚贞等意义，提出玉有仁、义、智、勇、洁等许多美德，有五德、七德、九德、十一德、六美等玉德说。特别是孔子在《礼记》中提出玉的“十一德”，即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这其实就是古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对于当今社会仍有重要启示。

　　玉文化内蕴的和合思想自古有之。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成语“化干戈为玉帛”，源自《左传》，记载“秦晋之好”，寓意战争可转变为和平。孔子曾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玉是和平的化身，比如“玉石之路”在古代既是物资传送、文化传播和信仰交流的通道，也是社会物质生产与精神价值构建、王权制度与文化认同互动关系的见证。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和田玉作为特种文化矿产资源和中华文化的物质载体，被视为国家战略物资进行国有资产管控和工艺创作，既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可观的外汇收入，同时也作为“国玉”，向世界传播了“化干戈为玉帛”和以“和”为贵的外交理念，为中华文化“走出去”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新时代，可以以玉为媒，扩大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增进沿线国家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可以通过玉文化宣传新疆形象，拓展文化“走出去”和“请进来”平台，把玉文化作为新疆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独具特点的“中华文化引擎”，创新推进“玉成中国”“玉润中华”。

　　（作者系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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