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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桑泽仁拿起翻译的藏文版《义勇军进行曲》最后的定稿，冲了出去。他要找更多的人学唱，要找报刊发表，在广大藏族群众中传唱，团结更多的人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是周恩来。大家对于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没有太大意见，但也有一部分代表和应征稿作者认为，应当修改歌词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最后周恩来发言：“我们前面还有着帝国主义敌人，我们建设越进展，帝国主义将越加嫉恨我们、破坏我们、进攻我们，你能说，我们就不危险了吗？我看还不如留下这句话，经常保持警惕的好！”毛泽东表示赞同。

　　《义勇军进行曲》原为上海电通公司1935年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这部影片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拯救祖国，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的故事。这首歌在影片的首尾两次出现，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醒了无数中国人，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全民抗战势在必行。因此，《义勇军进行曲》很快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高昂战歌。

　　藏语版的《义勇军进行曲》是1938年由藏传佛教高僧法尊与藏族知识分子格桑泽仁共同翻译的，这其中同样有一段不能忘却的往事。

　　

　　▲汉藏双语版《义勇军进行曲》词曲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法尊、格桑泽仁合译。（喜饶尼玛 供图）

　　全面抗战爆发后，全中国都沸腾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学界到政界，从政府官员到普通民众，大家都认识到个人、各民族的利益和前途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前途息息相关。当时在西藏，既有积极主张抗日的国共两党人士，也有九世班禅、格桑泽仁等为抗战事业积极奔走的著名僧俗人物，还有直接参加抗战的藏族战士。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同胞一起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生动诠释了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在血与火的抗争中，藏族人民强化了对中华民族和祖国的认同。

　　1938年，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工作的巴塘藏族人格桑泽仁，深切地感受到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必须充分发动各民族人民共同参与抗战，尤其是自己的家乡父老。而此时，《义勇军进行曲》是最有号召力、最有凝聚力的歌曲。如果把它翻译出来，让藏族人民也行动起来，唱着这首歌，支援抗战，走向前线，该有多好呀！可是，要把这首歌的意思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非得有藏汉语兼通的人才不可。他想到了前几天才见过的藏汉语流畅的法尊大师。没有一点儿耽搁，他毫不犹豫地找到了大师，谈了自己的想法。爱国爱教的法尊大师听后颇有同感，认为此事功德无量，并希望格桑泽仁跟他一起翻译。

　　于是，两人立即开始翻译。虽然他们对藏汉文都比较熟悉，但要将藏语词汇和歌曲曲调完美地结合起来也不容易，尤其是还要通俗易懂、表达准确。他们再三琢磨，反复推敲，通宵达旦，终于定稿。“可以了，很流畅！”格桑泽仁拿起最后的定稿，冲了出去。他要找更多的人学唱，要找报刊发表，在广大藏族群众中传唱，团结更多的人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几天后，藏语版《义勇军进行曲》开始在内地就学的藏族学生中流传，通过他们的影响和报刊的发表，歌曲传唱到藏族聚居区的学校。1939年，著名社会活动家刘曼卿在拉萨专访三大寺代表，走访上层贵族，还到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调研，宣传民族团结、抗日救国。她还教大家唱藏文版的《义勇军进行曲》，激励藏族同胞与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北京卢沟桥遗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今天看来，这首歌的翻译还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但瑕不掩瑜。藏语版《义勇军进行曲》的出现，充分说明在这场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反侵略战争中，包括藏族民众在内的中国各族各界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一致御侮，彰显出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报》2023年6月30日08版，作者：喜饶尼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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