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一盏灯。世间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和家人相守在一起。

　　2020年4月，在汪曾祺100周年诞辰之际，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特别纪念版《家人闲坐 灯火可亲》一书，封面上写着：汪曾祺写给大家的“活法”。汪曾祺的“活法”与他的文风一致，底色是温婉雅致的，如同他的诗：“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如今“人间送小温”也成为汪曾祺的一个美学标志，这与他倡导的“抒情的人道主义”是相通的。

　　言语谆谆，浸润人心。本期《书香》携手中南民族大学师生共读《家人闲坐 灯火可亲》，让我们跟随汪曾祺洒脱温润又极具诗意的笔端，一起感受简单生活里蕴藏的满足和快乐。

　　——编者

　　《家人闲坐 灯火可亲》。 资料图片

“大味至淡”：温润恬淡的心灵牧歌

□ 涂波 

　　汪曾祺曾说自己是一个儒家，其作品也确实有儒家温和、悠远之味，他曾在写给刘锡诚的信中自称“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在我看来，人道主义就是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人性，反对教条和束缚；抒情就是真诚不做作，笔端常带感情。他整个文学创作的核心价值观，即“有益于世道人心”。

　　汪曾祺的小说，不刻意塑造人物、经营故事，充满禅意与诗意；他的散文，题材广泛，笔触细腻，多写山水、人物、饮食、花鸟，像一幅幅民俗风情画。他天生自由散漫，不慕名利；喜欢东逛逛，西瞧瞧；过眼之人和事，无论大小，只要有趣，都记在脑子里。一有灵感，即成佳作。

　　“气氛即人物”，汪曾祺如是说。他的抒情通常并不澎湃，而是用克制、平静的语调营造场景氛围。当他想表达强烈的感情时，常常用“静穆”的笔调，表达悲悯的情怀。亦如他在短篇小说《大淖记事》中描写小锡匠被刘保长打得半死不活，锡匠们为他讨回公道时一样。

　　汪曾祺的散文，与其小说具有相近的气质，简单、温暖、恬淡、趣味盎然。其散文集《家人闲坐 灯火可亲》，讴歌无处不在的亲情，书写寻常生活的逸致，描摹平凡世间的风物，记录温润的四方食事，道出了“来从虚空来，还归虚空去，往生再世，皆当欢喜”的平凡事理。

　　在书的第一辑中，汪曾祺回忆了父辈勤勉有为的一生，描写了家庭生活的日常，叙说了如春日甘露般温润的亲情。“秋天，买来拉秧的小西瓜，把瓜瓤掏空，在瓜皮上镂刻出很细致的图案，做成几盏西瓜灯，西瓜灯里点了蜡烛，洒下一片绿光，父亲鼓捣半天，就为让孩子高兴一晚上。我的童年是很美的。”祖父的通达开明和仗义疏财，父亲的亲和良善以及聪颖好学，对汪曾祺的人格操守和艺术修为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个充满爱的原生家庭，给了他以自然率性之笔去表达真性情的底气。

　　“一天三顿饭。早点是干馒头就咸菜喝白开水。中午晚上吃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他不上粮店买切面，自己做。押条，或是拨鱼儿。”“遛鸟的人是北京人里头起得最早的一拨。每天一清早，当公共汽车和电车首班车出动时，北京的许多园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旷、林木繁茂的去处就已经有很多人在遛鸟了。”第二辑中，汪曾祺从平民百姓的业余爱好，以及自己“下放”张家口的亲历中告诉我们，“遇”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

　　在汪曾祺的书中，他很少提及自己曾经历过的曲折和坎坷，而更愿意书写平凡中的感动。他意味深长地说：“生活，是很好玩的。”在与大自然的亲近中、与人间烟火的浸润中，汪曾祺“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这种“天真”就是“大味至淡”，就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汪曾祺散文中的人物，都是些普通人，都是身边的故旧亲朋。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说，写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写作。他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写作：“没有写重大题材，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但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波澜壮阔的生活，没有见过叱咤风云的人物。”《大莲姐姐》写他母亲的婢女，也是他的保姆；《吴大和尚和七拳半》写不同时代两个开烧饼店的生意人。这些人物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甚至还有一些缺点。汪曾祺写这些人物时，没有赞美，没有批评，只是温情而长久地“注视”他们，徐徐展开市井凡人的生活画卷。他相信，世间任何微小事物都值得被注视。注视，生活就有意义、有希望。

　　汪曾祺的文章，长于娓娓叙述微小事物，很少长篇大论讲道理，也很少用一种思想贯穿文字。大道理会增加文章的负担，一个作家如果先有了某种思想（定见），就可能在创作中用“定见”来塑造人物、表现生活，他笔下的生活和人物就会走样。

　　作为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对他影响巨大。汪曾祺年轻时好逞才。有一次他写了一段“精彩”的对话给沈先生看，沈先生却批评他说：“这哪里是对话？这是两个聪明的脑壳在打架。”汪曾祺由此顿悟，明白“贴到人物来写”的道理。文章贵在朴素自然，用“聪明的脑壳”写作，终究落于下乘。

　　在阅读汪曾祺的文章时，我们可以体悟到他的语言带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特色。他把现代汉语和古典文学成功地嫁接，韵味婉转而不落俗套。在《我的父亲》一文中，将口语与古典文学语言结合，把擅长体育的父亲刻画得形象生动。他的作品在当时并不是领风气之先，但由于深得中国文化的精髓，充分表现了汉语自身的优美，又和当代生活密切联系，经久愈醇，厚重耐读。

　　在他的另一篇文章《卖蚯蚓的人》中，也能感受到汪曾祺对语言文字的运用自如。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虚构出乌先生和莫先生发表了一通“很有学问的议论”，但在“我”听来，“他们好像是为议论而议论，不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我只是想了解了解他。我对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包括站在时代的前列的人和这个汉俑一样的卖蚯蚓的人。……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做出论断。像我的一位老师一样，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这段话也许是汪曾祺生活观、文学观的夫子自道，他不喜议论，善了解、欣赏、描绘。他为人和为文，没有一点架子，没有半分做作，他写人“贴到人物写”，写景就“贴到景物写”，似乎景也是人；他从不试图用作品来承载、灌输某种主义或思想，因而给读者的感觉非常舒适。

　　汪曾祺在当下能够受到这么多读者的喜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作品是得人心、益世道、传精神的。“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是对汪曾祺恰如其分的评价。笔者自作一首小诗，来纪念他的人道与文心：

　　高邮湖畔雪芦花，杨柳春风一碗茶。

　　闲坐万千皆脉脉，温情注视野人家。

　　桐城墙宇峻深深，酉水氤氲何处寻？

　　洗尽埃尘浑物我，澹澄文字澹澄心。

　　草木虫鱼连锦绣，茶烟酒食缀华章。

　　朱楼宾客聚还散，晴雨人家滋味长。

　　少年摘句老雕虫，南国萧萧北国风。

　　六十文章惊海内，桑榆落日醉颜红。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我的童年很美”

　　汪曾祺（1990年2月摄于家中）。资料图片

　　汪曾祺是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他出生在江苏高邮的书香之家，在传统文化浓厚的氛围中长大。

　　汪曾祺聪明好学，自小就爱读书，祖父与父亲曾聘本地名流张仲陶、韦子廉二位先生，教授汪曾祺读《史记》、修桐城派古文及书法。正如汪曾祺所说“我的童年很美”，他的一生受童年的影响，兴趣广泛，活得洒脱而有诗意。

　　散文把汪曾祺带入文学世界，并影响和奠定了他的创作气质。他曾经写道，“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影响比较深，我想了想，古人里是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左林。”

　　1939年汪曾祺高中毕业，他在家人的支持下，克服千难万险，途经上海、香港，再从越南到达昆明，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成为沈从文的学生，从此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在沈从文的影响下，汪曾祺的创作从一开始就行走在“现代抒情小说”的道路上。这个文学流派的主要特色是以童年回忆为视角，致力于赞扬平民生活中的人情美、人性美。亦如他所言，“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去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是淡。”

　　新中国成立之初，“现代抒情小说”难以成为主流，汪曾祺看清这一点，又不愿改弦更张，无奈摘笔，专心致志地从事编辑工作。这一摘就是几十年，以致他在新时期文坛复出、在1980年10月号《北京文学》发表《受戒》时，已整整60岁。

　　1981年，汪曾祺又发表《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小说，为当时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坛吹进一股清新之风，由此也奠定了他现当代文学名家的地位。直至1997年5月辞世，在短短的17年中，汪曾祺写下他一生中90%的作品。

　　大器晚成的汪曾祺褪去了青年人的浮躁，文字干净而传神，质朴而简白，既没有结构上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满含对生活的热爱和深情。

　　2020年4月，汪曾祺100周年诞辰特别纪念版《家人闲坐 灯火可亲》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以来，受到贾平凹、铁凝等名家的推荐。

　　该书分四辑：辑一“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辑二“自得其乐，随遇而安”；辑三“汤和天气好”；辑四“日日有小暖，至味在人间”。书中收录了《人间草木》《葡萄月令》《四方食事》等名篇，每一篇都融入了汪曾祺对生活细腻的感受和真实的描写，是汪曾祺写给大家的美而幸福的“活法”，并附录汪氏三兄妹写“老头儿”和母亲的文章。有评论称，该书是了解汪曾祺家风及生活的最佳读本。

　　（王嘉怡综合整理）

于至微处见人间

 □ 刘樱紫

　　于细小处见大哲学，是我读《家人闲坐 灯火可亲》最大的感受。汪曾祺通过琐屑的日常生活书写，用富有韵味的语言、蕴含诗意的哲学，表达点点人间碎片。

　　汪曾祺经历过潮起潮落，但他在作品里始终展现出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者的形象，即便在人生低谷，亦能感受到生活的诗意，发出“生活是很好玩的”感慨。在这样的理念支配下，他的作品从小处着手，从最基本的生活层面表达诗意和美感，给我们展示微小却温暖有力量的瞬间：或是在家人相聚的温暖中收获最朴实的感动，或是在寻常吃食中觅得一份内心的宁静，抑或是在四时变化与日升月落中品味人间的至味。

　　在书中，汪曾祺多次表达他对童年生活的怀念，用细腻温柔的笔触描写童年。在童年的乌托邦里，他看着紫藤和丁香风姿绰约，与知了、天牛、蜻蜓玩耍，品味祭菜的独特味道……这些也许在他人眼中是稀松平常甚至不值得一提的。汪曾祺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对家乡与童年的描述时多用生活细节打动读者，这些至微之处让灯火可亲的岁月，时时洋溢着小日子的甘美。

　　童年的美好塑造了汪曾祺自得其乐、随遇而安的性格，文风也似自在从容的人生写意。他用细腻的笔触描写街坊邻里的寻常生活，闹市闲民的超然浸泡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带着一点烟火味的洒脱。而后描写到寻常人的爱好，许大妈“用拐杖扛菜”、奚大妈爱当红娘、江大妈“不嚼老婆舌头”……即使落笔于自己被下放的经历，也是“三生有幸”的淡然，他写自己寻乐的经过，而且更愿意念及那些平凡中的感动。他的笔下，蕴含着“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人生哲理。

　　四时风物，花鸟虫鱼，汪曾祺对物的感知就像窖藏了半辈子的醇酒，简练而淳朴。他描写秋花，却也不单单描写秋花，写桂子十里飘香；他写爬山虎红了，那是秋意浓了；他写茶，更怀念七载昆明岁月。他在《无事此静坐》一文中提到，他有静坐的习惯，每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家里的旧沙发里，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汪曾祺的很多文章，就是在这样喝茶静坐的过程中构思出来的。我也是“茶乡”的孩子，家乡湖南省石门县罗坪乡漫山遍野的茶树丛，好似为山坡披上青绿外衣，置身其中，我仿佛感受到汪曾祺笔下的“茶意”，便也有了随遇而安的心态。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有人说：“汪曾祺与梁实秋，可能是文坛里最懂‘吃’、懂‘生活’的人。”虎头鲨、嗤鱼、砗螯、螺蛳、蚬子……于细微之处的食物串联起汪曾祺的记忆。“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在他的笔下，最简单的风物吃食都可触可亲，有滋有味。

　　“世间最为普通的事物，平中显奇，淡中有味。”在汪曾祺的笔下，至微寻常之物都有着禅意与诗意。

　故乡印记

□ 唐雅莉

　　在汪曾祺的笔下，故乡的山和水都是写作的宝藏，他的性格和写作风格也受故乡影响颇多。他对故乡的热爱、对故乡的眷恋，无比深沉。

　　高邮是水乡，“水”在汪曾祺的作品里频频出现。在《我的家乡》中，他写道：“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在《故乡的食物》中，写道：“水乡，野鸭子自然多。”故乡在他身上的印记投射在字里行间。

　　酸甜苦辣咸的偏好，是家乡给人的特有印记。如书中所写，汪曾祺对于味觉的感受是十分细腻的。内蒙古的羊肉和新疆的羊肉有什么区别、南京的臭豆腐和长沙的臭豆腐哪个更加可口一些……像是刻在基因里的开关，一旦口齿触碰便会转动齿轮，吃的学问就在咀嚼之间流淌出来。

　　我生在云南边境的一个小城，饮食习惯沾染了些热带的气息，喜凉、酸、辣。来到武汉的第一年，我有些不适应。对我而言，这里的口味酸不是酸，辣也不是辣。你看，味觉习惯就是这样神奇，故乡通过饮食把属于这里的人打上“防伪标志”，辣是一个字，酸也只是一个字，但由不同的地方人来书写，笔下的神韵却大相径庭。

　　除了味蕾体验，故乡对人的“驯化”还存在于对气温的感知之中。就像水乡对汪曾祺作品的影响一样，气候似乎也参与了文风、性格的形成过程。在《随遇而安》一篇中提到作者心态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在武汉，冬天常常刮风下雨，就算是出了太阳，那阳光也像是被装进了厚厚的玻璃罩子里，到了夏天却又反过来。我时常想，是不是这样的气候造就了武汉人的“泼辣”。

　　我对于故乡的感知，除了亲身体验，还有来自文学作品的重新发现。云南盛产野生菌，在六七月的雨季，野生菌是餐桌的常客。在辑四“日日有小暖 至味在人间”中，汪曾祺写了昆明的吃食，粗略介绍了一些野生菌的吃法。我虽自小长在云南，但对于野生菌的了解，很多都是从这一辑中得来。

　　上了大学，每年寒暑假我才有机会回家。离家时间越长，对故乡的感知也正慢慢衰退。故乡好像变得更宽广了，因为我们可以足不出户联系上几座山外的亲人，但我们心里的故乡似乎又正在变得狭窄，甚至已经忘记了走向山对面的路。

　　下一次回家，那片熟悉的土地会变成什么样，我也不清楚。但所幸，我拥有故乡赋予的特殊感官印记和独立人格，即使走得很远，我仍然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方言，在闲暇的日子里，和家人围坐灯火旁，感受我如此热爱的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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