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大型文化节目《故事里的中国》第八期，重现了电影《凤凰琴》里的经典片段。　资料图片

　　1992年5月，刘醒龙以湖北英山县父子岭小学为原型创作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发表，先后获得国内多种奖项。十几年后，以《凤凰琴》为基础创作的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发行。

　　在《凤凰琴》发表30周年之际，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读书小组成员，在老师的带领下阅读了小说《天行者》。有感于书中主人公的无私奉献，学生们表示，要始终心怀感恩之心、报国之心，学习乡村教师身上的那份责任和担当，深入基层一线，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让青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绽放异彩。

　　本期《书香》让我们一同走进《天行者》，聆听作者刘醒龙的创作感悟，分享老师、学生的阅读和思考。

　　——编者

乡村知识分子的精神群像

　　□ 刘醒龙

《天行者》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资料图片

　　《天行者》为当代作家刘醒龙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2009年。它以我国上世纪90年代的乡村教育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在贫苦生活中无私为乡村教育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乡村教师的故事。该书秉承了作者现实主义的一贯风格，以细腻的笔触、朴实的文字落脚于中国社会的一隅。

　　《天行者》曾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图书提名奖，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刘醒龙在总台央视《故事里的中国》录制现场，介绍创作背后的故事。　资料图片

　　1992年第五期《青年文学》发表我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后，曾有大量读者来信，提出希望能读到《凤凰琴》的续篇。我没有赶那个热潮。主要是个人性格使然，不喜欢随大流，就像这些年流行浅俗易读的小长篇，而我偏偏要写被人质疑“百万字的长篇谁看”的厚重之作。

　　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不想写。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用只言片语的形式，静静地丰富着相关灵感。

　　有一天，在我天天路过的那条街上，出现一家小店叫“天行者”。初次看到它，我马上觉得自己寻觅多时的正是这3个字。

　　几乎是同一时间，我读到一篇文章，在汶川地震中遭受灭顶之灾的映秀小学老师樊晓霞，与丈夫结婚后分居的14年中，夫妻俩一直在读《凤凰琴》，用小说的主人公事迹来安慰自己。14年后，樊老师刚从高山上的教学点调到映秀小学，与家人团聚仅十几天，就被大地震永远地夺走生命。

　　因为这些事，我觉得让《天行者》成书的时候到了。

　　我写中篇小说《凤凰琴》，是因为心存感动。事隔十几年，当我写完长篇小说《天行者》时，我发现自己的内心里充满感恩。如果没有那些乡村教师的哺育，20世纪后半叶的乡村心灵，很可能是一片荒漠。

　　十几年前我还年轻，很自然地选择了表现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如何与天荒地老的乡村发生契合。十几年的时光让我的心苍老许多，命运也开始展现其无可抗拒的力度。就像映秀小学的樊晓霞老师，在那么美丽的女性身上，其命运的荒诞，让我一下子看到了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本质。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虽然我清楚地记得当初教育我的那些乡村教师，也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些当了乡村教师的小学与中学同学，虽然我遇到过许多自认为是这些小说中“主人公”的可敬的乡村教师，也遇到家乡某个硬将毫不相干的人强说成是我的写作原型的轻浮的研究者，可我还是要说，如果真有原型，那也只能是普天之下的每一位乡村知识分子。

　　或许今后我还有机会写一写十年后的今天，乡村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但在《天行者》这部小说中我所表述的，只是“　20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小说以民办教师们所经历的3次转正而分成3个部分，因为一次比一次荒诞，因而一部比一部疼痛。半辈子都在盼转正的民办教师，当机会来临时，那些复杂严苛的政策反而让他们彻底失去转正的可能。

　　中篇小说能将生命在某个时刻的情状表现生动，便是一种成功;对长篇小说的把握，实质上是对命运的参悟。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篇小说《凤凰琴》表现的是我对生活的感动，长篇小说《天行者》表现了我对历史的沉思。

　　我喜欢乡村中所有的人。在《天行者》中，我最喜欢的是叶碧秋的那位苕妈。在丰厚而神秘的乡村，一棵从不言语的大树都会是旷世的智者。也许生活中，像夏雪这样既时尚又纯美的女孩，是唯一的。我希望她是一种美的标本。我更希望她是一种美的真实。我敬重一切前往乡村任教的人，不管他们是以何种理由，也不管他们心怀何种想念，哪怕他只在某所学校里待上一个星期，只要他教会孩子们一个字，就值得铭记。

　　在好的小说中，所描写的某种行业只是背景与载体，目的是让思想之舟驶向远方。与民办教师相似的职业还有许多，好的小说不应当被理解为写了这个行业，就是为了解决某个行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生命在最卑微时所展现出来的伟大意义。

　　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面对急剧变化的上世纪最后30年，除了金钱与财富，一些人似乎已不知道还有什么值得长存于记忆之中。即便是将日子过得较为舒缓的乡村，急于忘记过去的也大有人在。而我，是一个十分恋旧的人，一想到往事，一方面会感动，一方面又会恐惧。

　　文明的坚守传播，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必须是代代相传的薪火，一天也不能熄灭。作为知识分子，无论是乡村的，还是城市的，一切奇迹的酝酿与发生，首先都应当归功于他们的启蒙。正如《天行者》中的那些民办教师们，从不曾被沉重的生活压倒，他们如平凡日子里诗意的琴音和笛声，见证着良知和道义在人心中的运行。

以文学作品致敬乡村教师——引领人们向上向善向真的力量

　　□ 杨彬

　　刘醒龙的《天行者》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其颁奖词称：“《天行者》是献给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乡村英雄的悲壮之歌。一群民办教师在寂寞群山中的坚守与盼望，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

　　民办教师是上世纪50-90年代我国农村的代课老师。当时乡村公办教师缺乏，为了普及义务教育，在乡村中挑选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的农民担任教师。他们属于编外教师，工资低。然而，即使是在艰苦的环境下，他们依然不离不弃地坚守教师岗位，支撑起广大乡村教育的一片天。

　　曾有人统计过，上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有八成左右都受过民办教师的培育。因为他们的付出，那个年代农村文盲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大幅度下降。从1979年开始，国家对民办教师进行整顿和管理，一部分人转为公办教师，到2000年底民办教师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民办教师为我国农村教育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不容忽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刘醒龙创作献给乡村教师的长篇小说《天行者》，用文学为民办教师的历史存证，为民办教师的贡献存档。

　　《天行者》是刘醒龙对199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凤凰琴》的续写和再创作。《凤凰琴》讲述了坐落在大别山天堂寨脚下的界岭小学发生的故事。界岭小学只有5个人：余校长、副校长邓有米、教导主任孙四海、余校长的爱人明爱芬，以及新来的青年教师张英才。这5位民办教师，即便面临严峻的考验，也始终坚守岗位，为农村学龄孩子扫盲、启蒙。《凤凰琴》发表后，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激起巨大反响。

　　2009年，刘醒龙在《凤凰琴》的基础上创作长篇小说《天行者》。究其续写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刘醒龙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情怀，一直关注民办教师群体;第二，汶川地震中遇难的民办教师樊晓霞爱读《凤凰琴》，樊晓霞14年来一直和爱人两地分居，刚调到映秀小学不久就在地震中失去生命。这个令人心酸的故事震撼了刘醒龙，他决定续写和再创作民办教师的长篇小说。于是，具有更大的容量、更深厚的情怀、更令人动容的《天行者》得以完成。

　　《天行者》以界岭小学作为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乡村教育的缩影，通过界岭小学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明爱芬等民办教师，几十年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为农村教育事业奉献一切的故事，用直面现实、直面当下的现实主义精神，歌颂乡村教师巨大的贡献、顽强的意志和高贵的灵魂。

　　刘醒龙说：“《凤凰琴》只写了一段情怀，《天行者》则写了这些人的命运。在情怀中，一切源于感动;在命运里，则是历史与现实、社会生活与个人灵魂的全面碰撞，以显现卑微生命在大千世界中的长久的价值。”在《天行者》中，张英才不再是贯穿始终的人物，他离开后，接着有蓝飞、夏雪、骆雨等来到界岭小学，但又一个个离去，界岭小学依旧只有余校长、邓有米和孙四海坚守。

　　界岭小学的教师不仅教授孩子们知识，还要像父母一样照顾学生。余校长将离校远的学生收在家里，邓有米、孙四海放学后要翻山越岭送孩子回家。《天行者》最动人的情节是界岭小学每天的升国旗仪式，在邓有米、孙四海竹笛的伴奏、孩子们齐唱的国歌声中冉冉上升的国旗，是“增强学校师生凝聚力、团结力的象征，也是对神圣教育事业和热爱伟大祖国内心充满敬畏最直接最朴素最崇高的表达方式”。小说中还描写了一个辍学的学生，每天早上在家里远远看见升旗，就在家里唱国歌。这个学生说，只要能唱国歌，就什么都不怕。这种超越现实苦难的精神描写，体现了作品“超越现实的当代性”，具有引领人们走向未来、从现实中矗立起来的永恒的生命力。

　　《天行者》是一部具有历史性、当下性和未来性的现实主义文学经典。小说描写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民办教师群体，从历史地位、历史使命等角度书写为中国乡村教育作出巨大贡献的民办教师。同时，立足现实、立足当下，充分展示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能量，这是引领人们向上向善向真的力量，是激励人们在逆境中奋发图强的榜样。

　　如今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迈向乡村振兴的美好征程，农村教育也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现在的农村、基层，还需要大量的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因此，当今大学生应该从《天行者》中汲取精神力量，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青春力量。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点点微光 照亮时代

　　□ 胡杰

　　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大背景下，界岭无疑是一个小地方。当时，生活条件艰难，收入微薄，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为了能够让孩子们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凭着对家乡、对父老乡亲子女朴素的热爱，毫不犹豫地承担起教书育人的使命。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苦口婆心地念叨着“读点书总是好的”。这些小人物以自己发出的点点微光，成为点亮那个时代农村教育的巨大火炬。

　　小说《天行者》以三次转正机会为线索，写出了界岭小学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之间的矛盾冲突。戏剧性的是，第一次转正机会被三人让给高考失利来这里教书的年轻人张英才;第二次转正机会被校长助理蓝飞借着公章在手的便利，私自填写了自己的资料上报;第三次转正机会因为高额的费用和邓有米的贪污而丧失。小说留下了遗憾，留下了心酸——有时候越想得到的东西，却越难以获得。

　　然而这样的悲剧色彩，恰恰是小说的灵魂所在。转正机会迟迟得不到，这些民办教师没有因此而怀恨，没有就此而敷衍塞责，他们的“所求”和“所为”总是在翻转。如同余校长在小说的开篇说的话：“当民办教师的，什么本钱都没有，就是不缺良心和感情，这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呢?拖个十年八载，未必经济情况还不会好起来么?到那时候再享福吧!”在前往村长家，要求把拖欠的工资如数交给三位教师的时候，万站长这样说：“民办教师不一样，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总是将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成绩再差也是自己的亲骨肉!”这些民办教师不是什么大英雄，他们也避免不了发生一些蝇营狗苟、你蹬我踹的矛盾冲突。但在对教育这件事情上，他们总是以一种兢兢业业的态度，严肃认真地对待。这是他们最值得尊重的地方。

　　我的爷爷，曾是一名山区乡村教师。读完《天行者》后，我询问他关于民办教师的事情。“民办教师是很辛苦的，上课钟声响了，他们是老师;放了学，他们是农民。很多偏远的地方，要爬山下河走几十里路，那样的村小往往靠他们在坚守。”爷爷说，当年他教书的那个公社小学，一共有10个老师，8个都是民办老师。那个年代，为农村的孩子扫盲，没有他们可是不行的。末了，爷爷深情地说：“他们的贡献是很大的，值得尊敬!”

　　听完这番话后，我对民办教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似乎有些理解，为什么作者会用“天行者”作为小说标题。“行者”，意味着他们永远在路上，为农村孩子读书受教育不懈地努力着。而“天行者”，则是表达出作者对民办教师的敬意，他们像是上天派出的教育行者，用点点微光照亮了一个时代。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小人物的微光也能汇聚成时代光芒。民办教师既是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一个群体，更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一个群体。我们不应该忘记，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这些老师在中国大地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天行者》这样的小说，值得很多人去阅读，去体会。人类群星闪耀之所以绚烂，不是因为最明亮的多么耀眼，而是因为每颗星星都在尽自己的力量发出光芒。这样的星空，才会璀璨无比，震撼人心。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20级学生)

　　扎根农村大地的“掌灯人”

　　□ 蒙瑶

　　“炊烟一缕，陋室一间，桃李万千。”这也许是我国农村民办教师最真实的写照，也是《天行者》给我的最大感受。在偏远的界岭小学里，一群民办教师在贫困中苦苦坚守，默默无闻地当起了农村大地的“掌灯人”。

　　小说第一部分《凤凰琴》以高考失利的年轻人张英才为视角，呈现出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三位民办教师的矛盾与艰难。第二部分《雪笛》和第三部分《天行者》则是接续了《凤凰琴》的情节，但主角不再是张英才，而是直接聚焦于农村教育一线的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三人身上。叙事角色的转换，把这群不受重视的农村知识分子推上了历史舞台，将他们为了农村教育而奔波劳碌的场景呈现在聚光灯下。余校长的无私奉献、邓有米的同行之爱、孙四海的情深意重，以及几位年轻人的成长和回归，在一次次的情节冲突、反转、起落中大放异彩。

　　余校长无疑是整本小说中书写得最为精彩的人物。他是一位迟迟不能转正的民办教师，妻子明爱芬长期卧病在床，他不离不弃;为了让学生上学，他带着孙四海和邓有米挨家挨户地去动员家长;即使工资微薄，他也愿意主动出钱维修教室……点点滴滴的小事背后，是他对教育事业的呕心沥血和无私奉献。

　　当万站长规劝余校长不要那么拼命时，余校长却说：“当民办教师的，什么本钱也没有，就是不缺良心和感情。”余校长真正做到了“将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他不是没想过到外面的世界去，但他很清楚，如果一走了之，界岭小学就办不下去了，那孩子们怎么办呢?他的良心告诉自己：不能走，也放不下!于是他又留下来了，照常给孩子们升国旗，靠种红薯和养猪来补贴学生的伙食。“当民办教师的人不以收入论英雄”，可余校长早已成为了孩子们心中的“英雄”，他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学生们走出大山的路。

　　作为一本现实主义小说，《天行者》中的很多人物并不完美，即使是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三人，也曾经为转正名额有过冲突。可是，面对教育时，他们却步调一致，毫不犹豫地站在统一战线上。小小的界岭村，因为有了这几位民办教师，在一次次的“落雪”后，终于迎来了春天的生机与希望。

　　时间早已拂去历史的尘埃，站在讲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民办教师也早已成为了历史，可是留给我们的感动，却不会随着粉笔灰而被风吹散。刘醒龙用他的笔，动情地诉说着时代的记忆，让被人遗忘的民办教师群体重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这群“掌灯人”在窘迫的生存机遇和精神困境中，选择了担当起农村孩子启蒙的重任，在无数个自我挣扎的日子里，不知不觉地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光芒，也留给我们后人深切的怀念和永久的感恩。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9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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