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谦之和天师道改革
焦玉琴
位于河南嵩山万岁峰下的崇福宫，保存着一通珍贵的石碑——《寇天师传》碑，记述着北魏高道寇谦之的生平及功行。寇谦之曾隐居嵩山修道30余年，后来出山入世，改革天师道，使道教面貌焕然一新。他的道教革新实践，融摄儒佛二家思想，为道教的发展开拓了一条三教融合的路径。
寇谦之画像 资料图片
寇谦之（365年-448年），祖籍上谷昌平（今属北京市），后徙居冯翊万年（今陕西临潼县东北）。他出身北方大族，家族信奉天师道。由于家族气氛的熏染，寇谦之自幼喜好仙道，有绝俗之心。年轻时修习五斗米道，服食饵药，但没什么效果。18岁时得机缘，由成公兴引导入山修炼，先从学于华山，后来转入嵩山潜心隐修数十年。学有所成后，开始收徒，弘教传法。
寇谦之所在的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的历史阶段。当时，中国北方正处于地方政权割据混战的纷扰之中。寇谦之青壮年时，主要活动于后秦羌族姚氏政权控制的关中与河南嵩洛地区；晚年时，北魏鲜卑拓跋氏政权统一北方，结束了长期分割的局面。看惯社会的动荡、政权的迭嬗、战乱的侵袭、百姓的颠沛流离，不少人弃世而居，遁入深山，自求为神仙。但是寇谦之在长期的道教活动中，没有忘记现实中民生的苦难以及自己以道教为朝廷服务的夙愿。他一边修道，一边密切关注山外的时局及政治动向，为以后出山做准备。
其间，寇谦之先后两次依据人们的宗教理解与情感，以降神的名义造作道经。第一次是在后秦弘始十七年（415年），寇谦之51岁时，称太上老君亲临嵩山，授其以天师之位和《云中音诵新科之诫》。该经借太上老君名义，宣布“清整道教，革除三张伪法”，实行“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的新道法，并赋予其“佐国扶命”的重任。所谓“三张”，指张陵、张衡、张鲁，是五斗米道的创始人。他们所遗教理、教规被五斗米道信众奉为法典。至魏晋时，五斗米道组织制度涣散、科戒废弛、弊端丛生，与统一安定的社会极不适应。所以，寇谦之托名神谕，为自己将要施行的天师道改革做好铺垫。第二次是在北魏泰常八年（423年），寇谦之59岁时，托称太上老君玄孙李谱文降临，赐其《录图真经》。《录图真经》不仅是一部改革道教的经典，而且是一部图谶式的神书，宣称寇谦之是神的义子，受命奉持真经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劾召百神，传授弟子。结合当时拓跋氏正欲入主中原的局势，这显然是为了迎合其势而造的谶语，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并与寇谦之做“帝王师”的愿望不谋而合。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寇谦之自述的遇神时间都在农历十月五日。这一日期是天师道传统的三会日的下会，天师道民在该日纳租米、上章籍，诸神也下降考校道民功过。寇谦之将遇神时间安排在这一天不仅增加了神谕的神秘性，而且更容易赢得道民的信任。后来，寇谦之虽革除部分“三张”旧法，却保留了三会日作为重要节日，因而在南北朝时期，不论在南方北方，三会日都维持了其宗教节日的地位。
北魏之初，统治者深信道教，不仅置仙人博士，还建玄仙坊，炼制仙药。这种信道的氛围对寇谦之的道教改革事业是有利的。嵩洛地区被北魏占领之后不久，太武帝拓跋焘于泰常八年（423年）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即位，北方门阀士族纷纷前往投靠，北魏势力日盛。同一年，隐居嵩岳的寇谦之出山，经朝廷重臣崔浩推荐入朝，加上身兼道术以及对自己遇神传奇经历的渲染，得到北魏太武帝的信任。
太武帝拓跋焘准备进击大夏，大臣畏难不肯，寇谦之却认为“必克”，后来战事果然顺利。太武帝相继灭掉大夏、北燕、北凉等割据政权，结束了西晋以后的长期分裂局面，统一了北方。寇谦之则“随军赞化”“为帝祈福”，颇受重用。
寇谦之借助拓跋焘的信任，使道教地位大大提升。据记载，寇谦之为太武帝祈福于中岳嵩山，由于精诚感通天地，太上老君降授太武帝“太平真君”之号以及冠服、符箓，太武帝遂改元为太平真君元年。这一年号与寇谦之第二次所得到的神谕正相吻合。寇谦之又奏请兴建静轮天宫，太武帝亲自登坛受符箓，成为一名道士。这开启了道教为北魏诸帝授符箓的先河，此后，凡北魏帝王即位都举行这种宗教仪式。《魏书·释老志》中说拓跋焘“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皆青，以从道家之色也。自后诸帝，每即位皆如之”。太武帝还不顾反对意见，为寇谦之师徒建造静轮天宫，“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
深为太武帝倚重的寇谦之，借助世俗王权的力量，对民间色彩浓厚的天师道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寇谦之吸收儒家、佛教的思想，声称“当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他首先整顿教团组织，废除“祭酒”的世袭制度，引进儒家“唯贤是授”的原则，他自己就是因立身正直、行为合于规范而荣任天师。这样一来，就使自己的天师地位具有了合理性，同时打破了“三张”祖孙世袭天师职位的惯例。客观地说，从世袭制到唯贤是授，是一个质的飞跃，是了不起的进步，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其次，针对五斗米道租米钱税制度的弊端、随意收取会费的现象，宣布禁止滥收信众财物。这一做法减轻了道民的经济负担，促进了道教的良性发展。第三，关于炼养方术，寇谦之反对滥传房中术、滥传服食求仙的图书药方，认为这是“损辱道教”，强调以斋功为求仙养生的根本。第四，制定道教戒律，吸收忠、孝、慈、义等道德规范作为戒律的内容，主张父慈、子孝、臣忠，禁止杀、盗、淫、妄，以维护教团的纪律。当时“世间诈伪”之人利用道教组织，以李弘即老君化名的名义发动起义的事情“岁岁有之”。他增加的调训规范显然调和了儒家，并与世俗社会伦理相协调，将自身置于政治权力可容受的范围之内，反映出道教的开放与包容。
此外，在道教教义中，寇谦之吸收佛教的劫运观念，认为在“末劫垂及”的时代，地上生民应立坛设宇礼拜神灵，朝夕勤奉，并且功德及于上世，兼修身炼药，学长生之术，如此方能成为“真君种民”。所谓“种民”，是早期道教的术语，指积有善德的长生之人，是道教徒希望修炼而致的正果。寇谦之还将佛教的世尊吸收入道教的神仙谱系中，其新科戒律对佛教戒律亦有所借鉴。
经过一系列的清理整肃，之前旧天师道的民间宗教色彩逐渐淡去，转变而为正统宗教。寇谦之通过不懈的宗教实践，实现了张陵以大道教化“四夷”的宏愿。历史上称寇谦之改革后的道教为“新天师道”。
在寇谦之的新道教大行其道时，发生了一桩极端事件，即北魏太武帝灭佛——佛教史称“三武一宗”法难的第一难。寇谦之虽然大力弘扬道教，但并不反对佛教，更不赞成用毁灭性的手段消灭佛教。当谋臣崔浩鼓动灭佛时，他曾竭力劝阻，史书记载曰“苦与浩争”。历史证明，寇谦之是明智的，佛教法难，对佛、道两家而言都是不幸的。
寇谦之的道教改革取得显著成效，此后北朝道教沿着官方化、正统化的路径发展。寇谦之用30余年的等待，通过两次遇神宗教叙事的缜密设计，审时度势，为道教创造了发展的时机。嵩岳崇福宫《寇天师传》碑的镌刻，说明寇谦之和他的新道教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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