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和“利玛窦规矩”
项秉光
北京西城区北京市委党校的校园内，在绿树掩映的一块墓碑上，写着“耶稣会士利公之墓”，碑后就是中国天主教开拓者利玛窦的墓地。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来华28年的利玛窦在北京逝世，朝廷以特例赐葬于此。
北京宣武门天主堂前的利玛窦像。吴艳摄
被后人称为泰西儒士的利玛窦，1552年生于遥远的意大利。当时的欧洲正发生着激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地理大发现方兴未艾，在两者的推动之下，欧洲爆发出热烈的传教激情，年轻的利玛窦感受到了时代的情绪，加入了新兴的天主教修会耶稣会。1578年，26岁的利玛窦踏上了远赴东方传教的旅程，他从葡萄牙里斯本出发，航渡大西洋、印度洋到达印度，又从印度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太平洋。1582年8月7日，历经万里波涛的利玛窦带着重病抵达澳门，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然而，风涛险阻不过是第一道门槛，在他面前的是更大的挑战。
在利玛窦来中国之前，基督宗教曾数次在中国大地上传播，但最后都归于消亡。唐朝贞观年间，基督宗教一支被称为聂斯托利派的分支向东传播，一直越过伊朗高原和帕米尔高原传到中国境内，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所称的景教。景教在中国流传了200多年，兴盛时号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但实际上未曾在中土传播开，所以在会昌灭佛时遭受牵连，随即就在中土渐渐消亡。蒙古铁骑西征时，大量西亚和东欧的基督徒被裹挟东来。元代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天主教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到达大都，得到忽必烈的允许在中国传教。虽然孟高维诺的传教号称卓有成效，但实际上天主教并未在汉人中流传，因而随着元代的灭亡，基督宗教再次在中土消亡。基督宗教两次东传都没能扎根，皆源于它无法为民众接受。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海纳百川，基督宗教在中土的屡次消亡表明他们在传播过程中有许多自身没有解决的困境。
这种困境最终在利玛窦时获得了某种突破，利玛窦的诸多努力后来被清朝康熙皇帝称赞为“利玛窦规矩”，其精神核心是努力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从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视野，思考如何信仰天主教。
要想以中国人的身份思考，第一个挑战无疑是语言、服饰和社会风俗。耶稣会早就意识到如果想要被中国人接受而不被当作无知的野蛮人，就必须掌握汉语，尤其是官话和精美书写的汉文字。利玛窦到达澳门后便开始学习中文，还对中文的语法进行了研究。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澳门的传教士们一直尝试进入广东居住传教。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多次与异族的冲突与战争，尤其是彼时刚刚平息未久的倭寇之乱，使得沿海的官民都极为警惕地注视那些远来的异邦之人。利玛窦等人获得地方官员的许可，被允许进入内地并在肇庆居住下来后，为了更好地为民间社会接纳，传教士们主动选择自己在中国社会中的定位，穿上佛教的袈裟，为肇庆的教堂取名仙花寺，自称“西僧”，以和尚的形象示人。但是很快利玛窦就发现，中国社会中的主流阶层是儒家士大夫，佛教僧侣的地位并不高，因此他提出改穿儒服，向儒家靠拢。当利玛窦被迫离开肇庆迁居韶州时，为了摆脱西僧的形象，他致力于学习四书五经和文言文写作。1594年，利玛窦获得了上司范礼安的允许，战胜了传教士内部的不同意见，开始蓄须蓄发，正式改穿儒服，戴上儒生常戴的四方巾，行秀才礼节，以儒生的形象与人交往。当第二年利玛窦离开韶州时，基本上已经摆脱了僧人的形象。这是他在中国的第一步，此时他在中国的南方已经居住了十二三年，花了十余年的时光才突破了语言和身份的第一重障碍。
上海光启公园中的“徐（徐光启）利（利玛窦）谈道”塑像。 吴艳摄
以中国人的身份思考，还需要熟悉中国人的文化与精神世界。1595年4月，利玛窦离开韶州北上，试图定居中国的南方都城，但是他在南京遭受了挫折，不得已搬到了南昌居住，在那里一住就是3年。他在那里有了巨大的收获，利玛窦自己曾称，如果能在南昌建一所教堂，那么他在南昌一年的收获，将超过在广东十多年收获的总和。江西文化兴盛，全省有294所书院，时为全国之冠，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更是中国四大书院之首，朱熹和王阳明都曾主持重修，盛名久负。此时主持书院的是王阳明的第三代弟子、江右学派的代表人物章潢。利玛窦在南昌与章潢有许多交往，在信中称章潢和他是“最好的朋友”，还时常参与章潢组织的文人集会。在南昌的数年，利玛窦接触到了藩王和省级大僚，还有中国当时一流的学者，了解了儒家学问的最前端，无疑使他的儒学水平大有进展。在南昌期间，利玛窦着手用文言文进行写作，完成了《交友论》《西国记法》，以及他最具思想深度的作品《天主实义》，后者还经过章潢等人的润饰修订。利玛窦深入学习儒学的同时，南昌也给了他充分展示西学的机会，他时常被邀请在白鹿洞书院讲学，也在各种文人集会上发言，利用这些机会，利玛窦向中国的文人们展示了西方在天文、数学、舆地、机械等方面的各种成就。终于，利玛窦几乎变成了一个中国人。在南昌时，一位官员就曾向他的同僚介绍说：“这个耶稣会士除了一张脸外，与中国人没有什么不同。”利玛窦自己也曾表示要调适自己，使自己的行为“像中国人一样”。在南昌的生活使利玛窦真正进入了当时的精英阶层，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化上，一身而兼具东西方文化的利玛窦，从一个传教士变身为跨越文化鸿沟、克服异质文化挑战的交流使者。
离开南昌之后，利玛窦将他的目标定为京城，在短暂的折返于南京和北京之后，利玛窦终于被允许在北京城定居。利玛窦在两京重复着他在南昌的生活，不断地结交各种政府官员与高级文人，这些人或是有人介绍，或是慕名相访。他的天文和数学知识、他的著作与译作、他所绘制和印刷的流传甚广的世界地图、他所赠送的西洋奇珍异物，都为他带来巨大的声誉和人脉，乃至让他进入了紫禁城。
利玛窦以中国士大夫的文化精神理解中国人的祭祀，明白“神道设教”是为了教化民众。利玛窦突出强调祭祀的人道意义，以及整个中国文化的道德内涵，又以儒家的语言来描述天主教的神学和礼仪，使得中国人的祭祖和祭孔与天主教的信仰并行不悖。利玛窦俨然成了一个中国人，并以这个独特的身份和角度思考天主教信仰与传统祭祀礼仪的关系，以自身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深厚学养，突破了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在表面上的差异和冲突，达到深层次的和谐统一。他使中国人在成为天主教徒的同时依旧遵行传统的祭祀礼仪，以中国人文化精神和身份信仰天主教，因而也就让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接纳了他，也接纳了他所信仰的天主教，天主教终于在中国默默地扎下了根。
利玛窦的这些思想原则和做法即“利玛窦规矩”，在他死后渐渐在后继者之中引起了争论，到了清朝康熙年间，这些争论发展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把康熙皇帝和远在罗马的教宗都卷入其中。冲突发端于天主教传教士群体内部，他们在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祭天、祭孔、祭祖等礼俗问题，以及在上帝的译名等问题上产生了冲突。冲突愈演愈烈，以至于不可收拾。1705年，教宗特使铎罗带着禁止中国信徒祭祖祭孔的禁令到达中国，声称要对那些不执行这一禁令的人施行绝罚，而得知此事的康熙皇帝严厉地表示：“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双方自此决裂，天主教由此被禁百余年，直到鸦片战争后才重返中国。
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利玛窦的正确，亦使后人不得不深思“利玛窦规矩”所体现的宝贵精神。虽然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利玛窦规矩”中所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传统祭祀已经不再是关键的焦点，但是“利玛窦规矩”所体现的融合精神是克服这些现实挑战的伟大榜样。利玛窦的最大贡献是在“文化交融”领域，在他身上令人惊叹地融合了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融入中国文化成为中国人，是利玛窦为天主教中国化带来的经验与启迪。
利玛窦不但为中国带来了西方，也为欧洲带去了东方。在杭州举办的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到了利玛窦：“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他于1599年记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据说这是首个记录、传播这句话的西方人。”利玛窦把中国的各种美好事物传播到西方，还把中国的经典翻译成外文，寄回欧洲，他像一座桥梁，使东西方文明互相了解、互利互鉴，有助于人类共建一个文明包容的共同体，使全人类共享更美好的明天。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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