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藻： 天主教历史上的第一位中国籍主教
项秉光
公元1633年，在中国为明崇祯六年，论干支则为癸酉年。这一年在人类历史上不算太起眼，但可以说是近代科学发展遭遇挫折的一年。这年6月，年过七旬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在罗马圣玛利亚修院大厅的石板地上签下了悔过书，被判终身监禁。在东方，致力于科学救国的徐光启于这年10月逝世。
1633年对于中国天主教，也是颇为关键的一年。3年前的1630年，李之藻去世；1年前的1632年，杨廷筠去世。随着这年徐光启的离世，中国天主教三柱石相继陨落，第一代中国天主教徒淡出历史舞台。
而此时，一场更大的外部危机正在发酵。
1633年2月，教廷准许欧洲所有的修会选择任意路线进入远东。而早在1495年，教廷将远东划归葡萄牙势力范围，并赋予葡萄牙在远东的传教义务和特权。葡萄牙以此权力要求非葡萄牙籍的传教士去东方时，必须经由里斯本和果阿，垄断了在东方的传教。但是，随着欧洲其他国家的崛起，葡萄牙在远东地区的垄断权力开始遭遇挑战。1565年，西班牙人从墨西哥向西进入远东地区，侵占菲律宾，以此为据点扩张在远东的势力。当1633年教廷允许其他修会不必遵守葡萄牙人的规矩，可以以任意路线进入远东时，远东的天主教由此陷入西方帝国霸权争夺与修会间冲突的混乱中。
1633年7月，多明我会会士黎玉范、方济各会会士利安当出现在福建福安一带传教。他们之所以出现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耶稣会通常的路线与规矩，而是从台湾偷渡进入福建沿海一带。就在这年9月，徐光启离世的前几日，福安一位贫穷的16岁年轻人罗文藻，接受了利安当的洗礼，皈依天主教。
这位出身贫苦的年轻人与第一代中国天主教徒身份差异巨大。第一代天主教徒通常都是士大夫，或者是士大夫的家人。方济各会、多明我会这些古老的托钵修会则是以贫困为标榜，他们更倾向于和社会底层打交道。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主教徒，看上去是互补，但不幸的是双方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罗文藻成了这场冲突旋涡中的中心人物之一。
罗文藻先是作为利安当的助手，跟随他北上南京、北京，东渡台湾，南下澳门、菲律宾。1645年，罗文藻在菲律宾马尼拉的托马斯学院学习拉丁文、西班牙文和哲学等课程；1650年，罗文藻正式加入多明我会，后来进入多明我会在菲律宾的会院攻读神哲学；1654年，罗文藻在马尼拉主教座堂晋铎为神父，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神父；1655年，罗文藻返回家乡。此时中国正处在明清交替之际，战火遍地。罗文藻不顾安危，奔波救助那些遭受灾难的群众，由此赢得了信徒的爱戴。
进入清朝之后，中国天主教再次遭受重创。1664年，钦天监监正杨光先控告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三大罪，汤若望被捕下狱，朝廷下诏禁止西洋人在中国传教，外籍传教士一律被遣送广东。而罗文藻是唯一一个中国籍神父，只有他不在禁令限制之内，能够自由活动。因此在这段时间内，各修会都将自己的教区托付给罗文藻，他以一己之力，支撑起全中国的教务。
鉴于时势的需要以及个人表现，罗文藻被升为主教，成为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个中国籍主教。一个中国人成为主教，意味着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趋势正在形成，随着更多的中国教士和神父的涌现，就无需外国传教士。中国天主教有自己的主教，有自己的神职阶层，甚至有自己独特的礼仪和规矩，这对于一些修会和它们背后的帝国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明确反对，而罗文藻自身所属的修会多明我会则以开除会籍为威胁，不准他担任主教。
罗文藻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后，遭遇许多不幸。他曾经在南京遭遇耶稣会的绑架，曾经被荷兰人俘虏，又曾经被驱逐到澳门，在安南遇险，又被多明我会变相软禁在菲律宾。罗文藻清楚地意识到他的不幸遭遇许多是来自天主教内部修会间的冲突。
中国天主教要健康发展，最好的办法无疑是培养自己的力量，建设自主自立的中国化的天主教。罗文藻为此反对以拉丁文水平作为教士晋升的依据，要求允许中国人以中文主持弥撒。他主张选拔年长的中国教友晋升，把一些西洋传教士排除在外，并且晋升了3位中国修士为神父。更重要的是，罗文藻要维护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认为这是决定中国天主教生死存亡的关键。
礼仪之争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社会的祀天、祭祖、尊孔礼仪活动，在天主教看来是否为一种偶像崇拜的问题。耶稣会以一种现实的策略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们用有利于自身的解释来理解这些礼仪，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允许信徒祀天、祭祖、尊孔。而新来的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修会一到中国，就认为这些礼仪与天主教信仰存在冲突。荀子曾经说过，“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祭祀的礼仪同样如此：在老百姓看作充满神奇力量的各种祭祀，在士大夫阶层则作为一种文教的方式。耶稣会从士大夫角度对祀天、祭祖、尊孔进行人文解释，以使天主教在中国立足；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则对这些礼仪进行对立的解释，把中国天主教推到悬崖边上。
作为一个中国人，罗文藻深知中国礼仪对中国天主教的重要意义，他虽然是多明我会会士，却直言指责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以字义曲解中国哲智的含义，改变原来的意思，空空地挑拨自己和他人。”罗文藻以主教的身份，直接给教廷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详细介绍中国礼仪的源流与内涵。罗文藻警告教廷，如果强制要求中国的教士不遵守中国礼仪，中国的天主教将遭受毁灭性的教难。
然而，罗文藻的警告并没能奏效，尤其是在他去世后，礼仪之争的冲突激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1633年，当教廷允许其他修会随意进入远东时，当时16岁的罗文藻发现他的家乡新来的传教士并不了解中国文化，有的甚至还没掌握中国语言，却已经急切地要借礼仪问题掀起风浪。在这些传教士中，有一位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学博士闫当，1684年到达福建，一度与罗文藻共事。在罗文藻逝世两年后的1693年3月，已成为福建代牧主教的闫当发布命令，要求他的教区内严禁中国礼仪，从此礼仪之争一发不可收拾。
罗文藻作为主教，他虽然手拿权杖和念珠，却穿着中国的传统服装。他一直向教廷强调自己是中国人，强调中国礼仪的重要性。1690年10月，罗文藻突患重病，第二年病逝于南京，中国的神父和教友们按照中国礼仪为他举办了葬礼，将其安葬在南京城外的雨花台任家花园。在他死后200多年，直到1926年，天主教才又有了中国籍的主教。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
《中国民族报》（2022年4月5日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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