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能：佛教中国化的“改革家”
张庆松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有一个姓卢的樵夫，为了改善生计，与附近村民刘至略结义为兄弟，一起下地劳动。刘至略有一个姑姑出家为尼，名无尽藏，常诵《涅槃经》。因此，卢氏樵夫有机会听她诵经。一次，樵夫为尼解释他听到的经义，尼示以经书，樵夫曰：“不识文字。”尼曰：“既不识字，如何解释其义？”樵夫曰：“佛性之理，非关文字能解。今不识文字，何怪？”众人皆嗟叹。这个樵夫，就是后来的禅宗六祖惠能。
六祖惠能画像。资料图片
惠能，俗姓卢，祖籍河北范阳（今河北涿州市）。卢家为当地大族，惠能的父亲原在范阳做官，唐高祖时，其父谪官到岭南新州，成为平民。唐贞观十二年（638年），惠能出生，后3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靠卖柴为生。《曹溪大师别传》载，在670年初露锋芒后，惠能住新州宝林寺，后赴乐昌县西石窟从远禅学习坐禅，积累了一定的佛学基础。
关于惠能投黄梅五祖求法的缘起，有两种说法。《六祖坛经》里说，惠能在卖柴时听人诵《金刚经》，心有所悟，乃发愿去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求法；《曹溪大师别传》里说，惠能因听惠纪禅师诵《投陀经》，叹曰：“经意如此，今我空坐何为？”在安顿好老母亲之后，遂北上赴东禅寺五祖弘忍处参礼。
672年，在黄梅东禅寺，上演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对话。《六祖坛经》记载了当时的场景。弘忍：“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弘忍：“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惠能：“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第一次对话，惠能就得到五祖弘忍的暗自印心。但五祖弘忍不露声色，安排惠能去舂米，想进一步考察他。
8个月后，五祖弘忍决定“以偈传衣”，所有弟子都可以献偈，谁的偈子写得好就传法给谁。首座弟子神秀作偈曰：“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是神秀对于佛性本心的理解，他认为应该通过修行而渐悟：我本身就是一棵菩提树，我的内心也如同明镜一般，只要我经常内省反思，防微杜渐，那么就能保持内心的明净如初。五祖弘忍虽不甚满意，但还是令众僧诵持。相传惠能不识字，听闻神秀的偈子后，请人代题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惠能的偈更符合禅宗对空性的理解，他凭此一偈，得到五祖的密传与衣钵。
相比之下，惠能的偈子更胜一筹，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回归本源的意义。惠能时代，佛教在很多方面已经偏离了本旨，比如唯识宗的经院哲学式研究、皇室大造佛像及大型的佛事活动等，无益解脱，且劳民伤财。佛教的本旨关乎个人心性的修持与觉悟，惠能的偈子其实就是对外境的消解与涤荡，主张回归本心，与佛陀、龙树的般若性空理论一脉相承。
五祖弘忍对惠能说：“你出身低微，连字都不识，现在得此衣钵，恐众人不服。所以你即刻下山，回南方隐居修行吧。”随即又叮嘱说：“等我示寂后，你再出来弘法。记住，以后你只传法不传衣钵。”此后，禅宗被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主张渐悟的掌门人是神秀，而影响更大的则是主张顿悟的南派，掌门人就是惠能，合称“南能北秀”。
惠能尊师命携法衣南行，蛰伏山林，其间亦多舛多难。历经两个月，到大庾岭。有一个名为慧明的僧人，出家前是四品将军，行脚最快，追上惠能，云：“我为法来，不为衣来。”惠能则问：“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慧明当下大悟，并支走随后追来的数百人，掩护惠能脱身。惠能到达曹溪后，隐遁于四会、怀集之间，避难于猎人队伍之中，经常为猎人随宜说法，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这就是“但吃肉边菜”的来历。
676年初，惠能复出，于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听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印宗便问：“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非就是行者？”惠能出示衣钵，印宗欢喜赞叹，即集众为惠能剃发、受戒。惠能后归住曹溪宝林寺，广阐“顿教”，学徒云集，声名远播。
毛泽东在谈及惠能的时候曾说，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老百姓的。惠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指出了惠能在佛教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主要贡献。
惠能强调佛性无关文字，修行无需读经与坐禅，这样极大地降低了佛教修行的门槛，摆脱了经院式的繁琐束缚，从而使禅宗更加平民化、世俗化，更容易为各阶层尤其是老百姓所接受，为禅宗的广泛传播起到巨大的作用。惠能南派禅宗逐渐成为佛教的主要流派，衍为临济、沩仰、法眼、曹洞、云门五大支系，“一花五叶”，生机盎然。
在惠能之前，随着《涅槃经》的翻译与传播，“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已成为佛教各宗派的共识，确立了凡夫俗子成佛的可能性，但怎么成佛，不甚了了。惠能融汇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把佛性与心性统一起来：佛性就在人的自性之中，而自性即心，即心即佛，只要明心见性，即可成佛。惠能的理念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顿悟成佛”是惠能所创南宗的法门和特色。“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惠能的“顿悟成佛”说宣扬的是一种简捷的功夫，成佛在于“一念”，在于刹那顿悟，为禅宗注入了新的活力。“顿悟成佛”将自心、自性与解脱成佛等联系起来，认为成佛唯有依靠自心的顿悟方能实现。惠能反对北宗的“观心看净”，反对“时时勤拂拭”之类的渐修法门，反对坐禅念佛，不搞累世修行、布施财物、拜佛修庙等外在形式，强调“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这样，来自印度的带有繁琐思辨色彩的佛教被惠能大刀阔斧地改革成简易、直接的中国化的佛教。
惠能强调佛法不离世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传统下，家庭乃是人生的必修课。惠能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创造性地提出“在家修行”的理念：“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以家代寺，用儒家的修身来规约佛教修行，用儒家文化来改造佛教，将儒家的“修齐治平”植入佛教修行。惠能提倡在家修行，极大地方便了信众的信仰实践，也成为后来中国居士佛教和近代“人间佛教”的滥觞。
惠能传法不传衣钵，还改变单一嗣法的模式，转向同时多人嗣法，从而避免了禅宗嗣法过程中的纷争，禅宗迅速遍地开花结果，使禅宗在佛教诸多派别中一枝独秀并最终一支独大。这一趋势的发展高峰是禅宗“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
705年，唐中宗派使者薛简奉敕到曹溪，请惠能入京，惠能以疾不赴。薛简求禅宗心要，回京复命。惠能告薛简曰：“若欲将心要者，一切善恶都莫思量，心体湛寂，应用自在。”薛简于言下大悟，礼辞回京。薛简回朝禀告唐中宗，唐中宗下诏赞誉惠能是维摩诘一样的人物，又赐其袈裟和水晶钵，并且赐国恩寺供其居住。
713年，惠能圆寂于新州国恩寺，肉身舍利后来被移至南华寺，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尊肉身菩萨，保存至今。《曹溪大师别传》记载，殿中侍御史韦据为大师立碑，后来王维撰《六祖能禅师碑铭》，柳宗元、刘禹锡分别撰《大鉴禅师碑》（大鉴为惠能的谥号）。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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