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不仅是一个规模宏大、气魄雄伟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更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的集萃，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摄于2013年）。 王京广摄

　　2020年适逢紫禁城建成六百年，故宫博物院推出“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展，让观众感受宫殿建筑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春节假期，北京故宫按照预约、限流、错峰原则有序开放。游客们或亲子同游，或三代共乐，流连于红墙碧瓦之间，拍照打卡，漫游细品，在故宫中体验别样年味。

　　“故宫”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故宫建筑群，又名紫禁城，是明清两朝24位皇帝居住及处理国家政务的场所，是500多年间国家运行的中心和权力象征；二是指故宫博物院，它是我国最著名的博物院和世界顶级的博物馆，收藏有180余万件（套）珍贵文物，是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

　　在我国的文化体系中，作为凝聚中华传统文化精髓、文化成果精品的殿堂，故宫有着独一无二的地标意义和文化象征。历经时代变迁，故宫由“宫”变“院”，其价值早已不限于朱红高墙内的宫阙亭台，有形的故宫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外文化交流的场所和见证者；无形的故宫延续着中华历史文脉，承载着国家记忆，彰显着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故宫历史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体现

　　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一月，明成祖朱棣发布诏书，宣告北京的新宫殿紫禁城竣工，决定次年正式迁都北京。从此，紫禁城安，则中国安；北京安，则天下安。一部故宫史，就是一部五百年的明清历史，也是一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

　　早在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登基不久就下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拉开了营建新皇宫的序幕，但在当时朝中有强烈的反对声音。明朝已定都南京近40年又决定在北京营建皇宫，绝不是朱棣一时脑子发热，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

　　朱棣肇建紫禁城和迁都北京，与他的“永乐”国家战略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朱棣以“永乐”为年号，体现了一代封建帝王打造永乐盛世的政治追求，迁都北京便是实现其政治抱负的重要举措。从南京迁都到北京，也暗合了中国古代都城选址演变的基本规律，即自古以来的王朝都城“从西到东，以北制南，南北分治”的总趋势，这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对此，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评价说：“朱棣迁都北京……不仅可以统治广大中原和南方，而且还包括北方的黑龙江、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一线广大地区。它不仅是联系汉人与南方各族人民的纽带，而且也是联系女真人、蒙古人、西域各族人民的纽带。”

　　明朝定鼎北京之后，紫禁城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和曲折，既有多次宫中大火、地震、瘟疫等灾难，也有明英宗时“土木堡之变”后北京保卫战和明世宗时“庚戌之变”等京师危机，但无论物换星移，在明清500年间，这里一直是全国的政治中心。

　　关于紫禁城的修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紫禁城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朱诚如教授在2020年举办的“紫禁城建成600年暨中国明清史国际学术论坛”上有高度的概括，他认为紫禁城肇建于明朝“永乐之治”，定格于清朝“康乾盛世”，紫禁城的历史命运与王朝盛衰密切相连。明朝共有14位皇帝、清朝共有10位皇帝生活在紫禁城里，明清两朝因为火灾损毁或功能性需要，对紫禁城进行了许多局部的修缮、扩建、添建或重建，但整个宫殿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变化，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紫禁城的基本样貌，它是中华民族和世界物质文物文化瑰宝。

　　可以说，紫禁城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五百年，是传统礼制中国的政治文明和制度文化日臻成熟的时期，是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紫禁城衍化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故宫建筑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

　　北京故宫于198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在1985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国之后第一批被列入这一名录的珍贵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故宫的评语是：“紫禁城是中国五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以园林景观和容纳了家具及工艺品的9000个房间的庞大建筑群，成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尤其突出了故宫建筑的重要价值。事实亦是如此。故宫建筑群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木结构皇宫建筑群，城墙以内的总面积达72万平方米，有殿宇宫室近1万间，现存建筑面积16.7万平方米。故宫建筑雄伟堂皇，气魄宏伟，极为壮观。建筑群的整体规划和设计蕴含了深刻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其中，故宫前三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的三次改名，在中轴线上的位置、内部结构布局，楹联和内部陈设等，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伦理和文化观念的充分体现。

　　“故宫学”的提出者、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在《故宫学概论》中转述第3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文件，以说明故宫遗产的价值所在：“北京故宫是中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的最高典范。它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后期发展、特别是礼制文化和宫廷文化提供了独特的见证。在建筑群体布局、空间序列设计上，它传承和凝练了轴线布局、中心对称、前朝后寝等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和宫城建设传统特征，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制度的典范。其宫殿建筑技术和艺术反映了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最高成就，对清朝300年间的中国官式建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宫内的宗教建筑、特别是一系列的皇帝佛堂建筑汲取了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见证了14世纪之后满、汉、蒙古、藏等民族在建筑艺术上的融汇与交流……”这一全面评价突出了故宫建筑在科学技术、政治思想和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卓越成就，特别指出故宫建筑是满、汉、蒙古、藏等中华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

　　漫步在紫禁城内，我们可见故宫整体规划中的轴线布局、中心对称、前朝后寝等，感受到它的平衡、和谐之美，其实这些理念早在先秦时间就已形成。把宫苑功能与山水形势有机结合，继承的是唐宋以来的建筑规制。数千年形成的“天人合一”和“礼乐复合”文化理念在建筑中得到充分体现，明清时期多民族融合和西学东渐的文化特质也均有鲜明的体现。所以，故宫建筑文化不仅仅是明清五百年的成就，更是对明清之前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故宫文物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

　　2021年辛丑年春节前夕，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网站公布了最新统计的“新版藏品总目”，院藏文物的总数量是1863404件（套），这比此前故宫博物院官方几次公布的数量又有明显的增加，数据也更加准确。

　　故宫藏品种类繁多、数量惊人，珍贵文物超过九成，文物的等级高，高等级藏品的比例高，是当之无愧的国内收藏文物数量最多、等级最高的博物馆。藏品中，较早的有红山玉器、殷商甲骨、战国秦汉铭刻等，较晚的有宋元善本和明清档案等，这些珍贵文物和文献档案资料，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印记。比如大量具有汉、满、蒙古、回、藏等民族风格的服饰，记载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事务的文献和档案，是明清时期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古人云“道不离器”，《易传·系辞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故宫文物以器载道，器道兼备，在历史、考古、文化、文学、艺术等方面，体现出无与伦比和无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直以来，故宫博物院还持续对中国古代建筑、旧藏文物、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和故宫博物院历程等进行学术研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素在《故宫学学科建设初探》一书中认为，故宫学的研究博大精深，文献文物浩如烟海，相关整理研究汗牛充栋。他列出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文献学、宗教学、出版学、民族学、医药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古建筑学、文保科学等12个学科门类，往上追溯至秦代，以明清史为核心，对故宫学视野下的政治史、建筑史、器物史、历史文献、文学艺术史、宗教民俗史和传统科技史等进行研究，从不同层面揭示传统中国的政治统治和思想文化。可以说，故宫文物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积淀，它是中华民族记忆传统、传承文脉和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资源。

　　故宫博物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邀请外宾参观故宫博物院时，曾阐释过对“和”的理解与践行，他说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的名字中，都有个“和”字，“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植根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和而不同、天下大同，中华民族五千年传承的是和平的基因，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可以说，正是故宫博物院承载的厚重的中华文化内涵，让它在新时代承担起了新的使命。故宫博物院生动地呈现出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独特创造和价值理念，对增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独特作用。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作为明清皇宫的紫禁城正式向普通百姓开放。96年来，故宫博物院目睹了近代中国的屈辱挨打，经历了文物南迁的颠沛流离，记录了新中国的改革开放，见证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宏伟巨变。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充分挖掘包括故宫历史、故宫建筑和故宫文物在内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民族精神，在加强学术研究、国际交流和举办各类专题展览的同时，策划了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比如“紫禁城里过大年”“紫禁城上元之夜”活动和线上直播等，深受好评。故宫文创产品不仅体现出了历史性和知识性，还以其趣味性和实用性走进千家万户。

　　故宫博物院还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在故宫的明清藏品中，有1808件（套）是“外国文物”，它们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近年来，故宫与世界各国博物馆开展的交流活动越来越多，在国际交流的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18年10月，阿塞拜疆、意大利、波兰和埃及等四国政要在故宫博物院进行一场“文化对话”，针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政要们一致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契合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应对挑战。

　　如今，作为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的故宫博物院，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举办的活动越来越多，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正在发挥作为中华文化符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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