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夏州东乡县达板镇凤凰山联合扶贫车间内，工人在制作服装。王朋摄

　　金秋时节，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扎巴镇本康沟村的扶贫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嗒嗒嗒……”缝纫机发出的声音，在并不宽敞的车间回响，紧张而又充满节奏感。

　　“一听到缝纫机的声音，心里就感觉很踏实。”韩新庄姐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在扶贫车间就业，2018年成功实现脱贫。

　　和韩新庄姐一样，越来越多的困难群众，在扶贫车间的帮助下摆脱贫困。他们中，有建档立卡贫困户，也有易地扶贫搬迁户;有不方便外出务工的妇女和老人，也有苦于没有文化而无力脱贫的剩余劳动力。

　　扶贫车间，又被称作社区工厂或者卫星工厂，是以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为目的，开设在乡或村的加工车间，旨在解决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人口的就近就业问题。目前，扶贫车间在贫困地区几乎遍地开花，有效带动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为帮助“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稳定脱贫提供了新思路。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是目前全国52个挂牌督战县之一。大山在这里拧成疙瘩，条条沟壑把塬坡分割成七零八碎的条块。和这里的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黄阿英舍以前没工作，没挣过钱。她曾以为，自己一辈子将和这里的大山一样贫瘠。

　　2018年，对口支援东乡族自治县的企业在黄阿英舍家门口建了制衣扶贫车间，黄阿英舍学了手艺，有了收入，命运从此为她打开了一扇门，让她有了改变自己的能力。“这两年，我给孩子订绘本，给自己买化妆品，还带全家人去成都和西安旅游。”黄阿英舍说。

　　精准扶贫以来，东乡县在援建单位帮助下建成35个扶贫车间，上千名妇女成了产业工人。

　　如果说东乡县的扶贫车间激活了“困”在大山里的劳动力，那么宁夏红寺堡的扶贫车间则激活了“困”在年龄里的劳动力。

　　在“闽宁协作 德化援建”大字标语下，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弘德村扶贫车间的厂房一字排开。车间内，员工正忙着翻叠包装纸箱。这个扶贫车间主要是为村里年龄偏大而无法外出务工的人建的。

　　弘德村鲁家窑移民区共有2421户10401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占到61.3%，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有100多户单老户和双老户，一般脱贫措施难以覆盖。

　　于是，红寺堡镇积极探索“政府+企业+老年人”的脱贫“造血”模式，整合涉农扶贫及闽宁合作等项目资金500万元，引进宁夏瓦尔登实业有限公司进村设厂。车间吸收周边60多名贫困老年人就业，人均年收入上万元。

　　在遥远的新疆，扶贫车间有着另一番景象。村子里建起了扶贫车间，让原本围着锅台转的妇女，现在每天身着工服、变成“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人生也因此有了更多可能。

　　阿丽古丽·库尔班的家乡——和田地区和田县英阿瓦提乡帕尔其村处于新疆深度贫困地区，当地自然环境恶劣、人多地少矛盾突出。

　　2019年初，和田县政府部门协调广东一家企业在帕尔其村开办了扶贫车间，主要加工生产耳机、数据线等电子产品。

　　“我现在负责4条生产线的技术指导工作。我会珍惜这份工作，多挣些钱，让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好。” 阿丽古丽·库尔班说，多亏了扶贫车间，让她不必像过去那样只能待在家里。

　　在新疆，随着扶贫车间在天山南北遍地开花，越来越多像阿丽古丽·库尔班这样的家庭主妇，成为生产线上、工厂车间里的技能高手。她们说，工厂建到家门口，就业脱贫就不是梦。

　　扶贫车间，也为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扎根致富提供了有力保障。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阿妹戚托小镇，三宝产业园里的一家扶贫车间里，两百多台缝纫机纵向排开，“哒、哒、哒”响个不停，120多名员工麻利地踩着缝纫机踏板，赶制销往外地的服饰。

　　阿妹戚托小镇是晴隆县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容纳了晴隆县各乡镇的8000名搬迁户。为实现搬迁民众稳得住、能致富，当地统筹各方力量建立产业园区，引进企业，让搬迁民众在家门口就业。

　　从田间劳作、外出务工到家门口的“扶贫车间”就业，越来越多搬迁民众逐渐适应了上班族的生活。“很喜欢现在的工作。”工人杨丽燕是2018年7月搬到阿妹戚托小镇的，她说：“一开始搬迁的时候，心里总是担心搬迁到这里后生活怎么办，现在这些担忧完全没有了。我们不仅住上了新房，还领到了工资。”杨丽燕介绍，她每个月有2800元的保底工资，绩效收入按件计算，努力一些一个月有5000元左右的收入。

　　作为我国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最多的省份，在贵州各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扶贫车间”已经成为标配。

• 前一则: 人生因此更精彩
• 后一则: 小餐桌大文明——西藏拉萨“文明餐桌”引领新“食”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