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沿着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划分，我国分为西北游牧和东南农耕两个区域。处于交界过渡区域的是农牧交错带，是较为典型的生态脆弱区。生态脆弱区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发展，面临着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难题。

　　然而，随着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无论从国家发布的宏观统计数据，还是笔者研究团队的实地调研来看，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有些地区同时摆脱了贫困，走向了小康。这为解决生态贫困问题、振兴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乡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破解生态维度的贫困恶性循环

　　我国生态脆弱区的一些地区陷入了因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形成的“贫困恶性循环”，或可称之为“生态贫困”。其逻辑是：外来农耕人口集中移入农牧区，导致过度放牧和滥垦滥伐，植被破坏，引发了土地荒漠化等一系列生态失衡问题；生态环境的恶化致使农牧业产出下降，导致了普遍的贫困；为了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和人口再生产，当地居民只能进一步向自然界过度索取，增加开发强度，结果又引发了更为严重的生态失衡问题。生态环境的恶化进一步约束经济发展进而加剧贫困，最终陷入“生态恶化—贫困加剧”的生态贫困怪圈。

　　生态脆弱区的环境恶化，本质上是农牧系统之间的不协调造成的。传统的游牧可以在大空间范围内实现生态良性循环，而农耕地的大量开发，虽然在短期内看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但从长时段看，则很容易加剧环境的恶化，进而导致农牧业生产的“双输”，形成“生态—贫困”恶性循环。因此，破解这个循环成为脱贫的关键。

　　策略：恢复植被遏制生态继续恶化

　　生态环境不仅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依托，更是人们生存的首要基础。生态脆弱区生态环境的恶化直接影响着当地人及其后代能否在本地继续生存下去。而过度放牧和滥垦滥伐等行为是农牧交错区生态恶化的直接原因。由于植被破坏严重，除了停止环境破坏行为，更需要人类的主动干预。一些生态脆弱区的实践表明，在一个业已陷入“生态—贫困”恶性循环的地区，通过恢复植被进而恢复生态系统平衡，阻断生态的继续恶化是实现良性发展的关键一步和切断贫困问题的优先之策。

　　我国科尔沁地区北甸子村的成功实践，就是在整体上控制过度放牧和过度开垦行为的同时，通过植树造林阻断生态的持续恶化。该村在土地严重沙化时，面临着是搬迁还是继续留下的艰难抉择。如果选择生态移民，会面临经济、社会上的巨大不确定性；如果选择留下，则面临改善生态环境的艰巨任务。经过反复讨论，村民选择留村发展，并统一认识——森林是村庄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农牧业发展的保障。

　　基于以往的经验教训，村民开展了植树造林。他们根据20世纪80年代之前当地植被生长茂盛的情况，推断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可以满足植被生长的基本条件。特别是在水资源方面，20世纪80年代之前，当地有丰富的地下水。现在土壤表面虽然覆盖了浮沙，但挖掉浮沙之后便可以见到湿土层，土壤条件较为优良。在此基础上，他们选择本地树种，合理栽种树苗，辅之以秸秆、枯枝等对树苗加以防护，减少流沙危害。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上述村庄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为森林所覆盖。大面积森林挡住了流沙，改善了区域内的湿度，调节了温差。由于森林的防护作用，湿地系统恢复，草场的沙化退化得到了有效遏制，村内的耕地也得到了保护。村民的环境意识、环境行为也得到了正向强化。不仅如此，从宏观数据看，科尔沁地区持续的生态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第五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科尔沁沙地分布区内植被率提高，沙地的扩展势头初步得到了遏制，沙漠化现状呈现整体逆转的良好态势。

　　模式：种养结合重建生态—经济系统良性循环

　　对于生态脆弱区而言，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一体两面的。生态脆弱区的经济发展既要以提升民众收入为目标，也要以保护环境为前提。

　　经过长期的实践，上述案例探索出了“高产饲料+舍饲养殖”新型农牧结合的发展模式。北甸子村总面积6万余亩，目前80%左右为森林、草场和湿地，它们主要承担生态功能，为村民的日常生活和村庄的农牧业生产提供生态保障。占总面积20%左右的是耕地，它们错落于林间。其中约2/3的耕地面积生产粮食，约1/3耕地的产出作为牛羊的粗精饲料。

　　笔者认为，当地“高产饲料+舍饲养殖”的发展模式具有革命性意义。占村庄总面积6%左右的饲料地，解决了全村牲畜饲料的需求。就生态维度看，即使说农耕地对环境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因为所占的比例很小，因此农耕地对环境的总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这一小比例的面积替代了早期草场的草料供应，使大面积的草场得以休养生息，进而恢复其生态功能。小比例的饲料地，也为大面积的禁牧和休牧提供了重要保障。

　　笔者在实地调研中了解到，近年来，为治理不断恶化的草原生态环境，科尔沁地区加大了禁牧和休牧等工作的力度。但为了实现“禁牧不禁养”的目标，该地区也积极鼓励农户发展新型农牧相结合的舍饲养殖产业。正因为小比例的高产饲料满足了养殖业发展的需要，大比例面积的生态保护才成为可能。从更大的尺度上看，村庄又形成了“林—农—牧”模式的生态农业发展格局：大面积森林为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保障；受到林带保护的种植业发展较好，不仅为养殖业提供了充足饲料，也为扩展养殖规模提供了资金基础；养殖业的发展又为种植业提供了肥料。反过来看，种植业和养殖业得到有效发展后，村民收入不断提高，这又强化了当地人保护生态的认知和行为。北甸子村内林业、种植业和养殖业三者由此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

　　以上述地区为代表的实践表明，生态脆弱区的乡村振兴之道，要根据地区特点巧妙破解生态环境难题：首先要充分认识生态系统的脆弱性，避免盲目蛮干；其次，要把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作为优先策略，探索、实践植被的恢复、绿化之道；最后，我国生态脆弱区虽然环境脆弱，但却具备人均土地资源丰富这一优势，因此可以用好国家政策，借助于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在保护好环境的前提下，推动高效农业的实践发展，由此摆脱生态贫困的恶性循环。

　　（作者：陈阿江，系河海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社会学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闫春华，系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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