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与灾疫的斗争就从未停止过。只有不断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人类文明才能不断发展。

　　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人类经历了一次次自然灾害和瘟疫的袭击，人类的历史也是与灾疫殊死搏斗的历史。

　　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就有了自然灾害的记录。班固所写的《汉书》（又称《前汉书》），第一次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关中地区的一些灾害事件。20世纪初，又有关于瘟疫的记录。上世纪20年代，华北地区发生特大旱灾，研究灾害的成果开始成规模地增加。如，马福祥在《朔方道志》记载了宁夏地区灾荒情况：“清初宁夏户口最为荣盛，道咸以降，迭遭兵燹。同治之变，十室九空。”王树林在《清代灾荒：一个统计的研究》中对清代灾害进行了统计；邓特云的《中国救荒史》以人文制度为视角，对中国灾荒、救荒思想、荒政进行研究，著作影响力深远，是中国救荒史的奠基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防灾、救灾的现实需要，一些自然科学学者投入到灾害研究中来，技术性成果开始涌现。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从事对灾害现象的研究工作，成果丰富。

　　事实证明，人类必须处理好与自然生物的关系，尊重自然规律，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要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一次又一次的灾害不断提醒人类，要正确认识自己、认识自然，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与自然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观点之一。一方面，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人类来源于自然，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提醒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自然界虽然是人类活动的实践对象，但并不意味人类可以主宰自然界。社会发展程度越高，人类与自然互动的规模就越大、频次就越多。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源，但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肆意妄为、无尽攫取。一旦攫取超过了自然自我修复能力，环境恶化，便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人类也并非完全被动。如果人类科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那么人类的开发行为不仅不会破坏自然，反而会保护生态环境。

　　要将生态文明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要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教育为契机，通过电视广播、报刊杂志、手机短信、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媒介，有针对性地开展精神文明教育，加强对健康理念和传染病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文明素质和自我保护能力。要充分发挥人在环境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鼓励公众主动参与环境保护。鼓励社会构建资源节约型的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支持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等，把资源生态循环利用变成自觉的行为，开创全社会积极参与、主动作为的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要发挥中国之治在防灾治疫中的制度优势。中国具有“全国一盘棋”的制度优势。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密不可分。要坚持党的领导，确保防灾治疫的正确方向，提高防灾治疫的能力。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中的有效性，及时弥补物资短板，提升基层政府的行政效能。同时，要加强中央与地方的信息沟通渠道建设，完善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加强对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完善公共危机方面的立法等。要努力形成绿色、健康、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充分发挥中国之治在防灾治疫方面的制度优势，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经验。

　　（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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