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下半年以来，记者在贵州四县蹲点调研脱贫攻坚时，先后开展了五次随机夜访。

　　这四个县分别是毕节市赫章县、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它们的地理位置大致在贵州西北、西南、东南、东北四个角落，分别坐落于乌蒙山、麻山、苗岭、武陵山区。

　　贵州是2014年全国建档立卡绝对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四县同属于贵州14个深度贫困县之列，是贵州脱贫攻坚的难中之难、坚中之坚。乡村晚上“归巢”的人更多，夜访可以更真实走近脱贫攻坚。

　　深度贫困村：“多学点知识才有出路”

　　暮色苍茫，有的农妇牵着皮色黄、躯体大的安格斯牛回家，有的农民用背篓驮着青草回家，村委的大喇叭正在转播新闻。村委会左侧，扩建装修的幼儿园即将完工，一群孩童在前面小广场追逐游戏；村委会右侧，新建村卫生室墙体已经砌到一半。这里是毕节市赫章县松林坡白族彝族苗族乡的箐营村，地处乌蒙山区，靠近贵州海拔最高峰韭菜坪，为深度贫困村。

　　在村里采访中得知有两个大学生回到村里，记者于是联系上他们。他们也很有兴趣探讨“穷因”和未来，加上驻村扶贫的乡村干部，夜谈从晚八点延伸到晚上十一点。

　　白天在箐营村以及周边村，记者访问一批40到60岁的村民，有很多没上过学，有的即使上过小学一、二年级，现在也不会认字。村部墙上的资料显示，箐营村人口以苗族、彝族居多，占比83.41%，贫困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达570人。

　　今年23岁的罗得文，家住箐营村下寨组，是贵州盛华职业学院大数据专业大学生。高中毕业时，他跟人跑到山东工地打工两月，赚了一笔开学生活费。2018年，他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远赴广东打工。弟弟今年高中毕业，被一所大专院校的舞蹈专业录取。虽然他在外读书，但对家里享受到的扶贫政策很清楚。

　　“我们家除了享受低保外，还有大伯代养领取的养牛直补、教育资助等。”喜欢唱歌、打篮球的他满怀感谢，“要不是有国家这么好的政策，我们可能没钱继续上学”。正在准备毕业实习的他预计，待明年参加工作，“三年后”家里的条件能够好转。

　　“只要我们毕业出来了，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虽然多年辗转在外求学的过程很辛苦，他坚信，“多学点知识才有出路”。

　　比较腼腆的罗华也认为，导致村里贫困的直接原因除了交通不便，还有受教育水平低。家在箐营村上寨组的他，今年高中毕业、考到武汉工商学院学习金融。现在，罗华四兄妹中有三位在上学，父母在外的打工收入是供养他们求学的主要来源。

　　26岁的罗松是箐营村村主任，大专毕业后，曾在贵阳市从事过房地产销售、金融公司业务员。响应脱贫攻坚需要，他回乡当选村主任。

　　“过去村里初中毕业出去打工的多，有的家长认为读书无用，有的学生厌学。”罗松说，少数民族地区早婚早育的习惯，也是引起辍学的一个因素。村主任岗位每月基础收入为2200元。他在做辍学少年返校思想工作时，说出重话承诺：“只要你返校读书，我的工资都可以资助你们的生活费。”

　　教育保障是脱贫攻坚的“三保障”之一。“过去箐营村中专生、大专生屈指可数，近年来基本每年都有学生考上大学，今年在读的高中生就有15人。”驻村扶贫的乡党委书记周燚介绍。

　　“像松树一样成长，像杜鹃一样绽放”，这是乡中心小学新建教学楼上悬挂着的校训。中心小学由原五所小学合并而成，投资上千万元，食堂、学生宿舍楼、操场等设施一应俱全，离家较远的孩子可以寄宿。中心小学校长黄辅国介绍，目前全校有1200余名学生，其中有456人住校。“现在工作环境、办公条件都不比城里小学差，教师队伍基本都能稳定下来。”

　　“小学、初中对贫困户免费提供教科书、免除杂费，并给寄宿生补助一定生活费——教育资助政策对减少辍学的效果很明显。”多年来一直在此工作的黄辅国说，2008年以前小学辍学现象较多，近年来已逐步减少，但仍不能放松警惕。今年就有一名六年级的学生早恋，一度想辍学，经过多次做工作劝返。他欣慰地说：“今年下半年开学，六年级学生已整班移交给初中学校，一个不少。”

　　移民安置点：“进城最大的好处，是对下一代”

　　晚上7点30分，在路灯照耀下，记者从剑河县城出发，跨过清水江，于正在开发的剑河新城一带找到了江北岸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安置点，名为“思源社区”。

　　剑河山密，山多地少，当年因修建水电站搬迁县城时，全县境内难以找到合适的平坦之地，向邻居台江县“借”地，新县城沿着清水江两岸的山谷延伸。尽管县城土地金贵，当地不吝黄金地带，建设了城西、城东、江北岸多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思源社区矗立多栋高楼，楼间距较宽，还配套有篮球场，紧靠着一所对口新建的小学。社区服务中心楼上悬挂着红色条幅：“易地搬迁实惠多，从此过上好生活”。一条大道从小区中间穿过，路旁是宽阔的草坪，安装了座椅以及运动设施。不少移民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闲谈，十来名上了年纪的妇女在跳广场舞。

　　入夜后，社区大多数灯都亮着，侧面说明入住率较高。

　　一辆新摩托车驶来停靠路边，下来一个头发略稀疏，身着短袖、牛仔裤的中年男子，大方健谈。他名叫刘光文，老家在柳川镇，在这里分到了100平方米房子。说及搬迁后的生活，他略带焦虑地脱口而出：“什么都要钱买，像水、菜、米等，不像农村很多东西可以自己供应。有的老农在社区旁种点菜，也被拔了。”

　　“如果不出去打工，拿什么来吃？”刘光文过去在浙江做过10多年电焊工，因此眼睛出了点问题。“我现在骑摩托只能慢，否则流泪。”为保护眼睛，他另外找了个行当，在浙江一家电器厂组装电器。这次回来，是为了领取拆除老房的补偿款，办理程序要求他赶回来。

　　社区宣传橱窗里贴着简介：新建安置房1138套，安置移民5028人；配套建设幼儿园、社区服务用房、体育休闲活动场所、休闲商业街等；集居住、休闲旅游为一体的民族文化体验区和搬迁群众向往的城市新区；确保搬迁群众搬得放心、住得舒心，能发展，有保障。

　　聊起是否能适应城市生活时，他说家人都还好，难在过去一辈子在农村居住的母亲。“进城最大的好处，是对下一代。”刘光文坦承这一点。山里上学路远，条件也不如城区，进城居住为孩子上学提供了最大便利。他指着旁边新建小学说，这所小学容纳移民子女后，才向外招生。他有两个孩子，大的一个在县城三中读书，经常考全班第一，这让他感到骄傲、充满期望。

　　灯光下，“剑河食用菌产业园思源社区家门口就业站”牌子显眼。把扶贫车间引进社区，这是贵州倡导解决移民就业问题的举措之一。当地政府除引导劳动力外出务工外，还设置了保洁、保安、楼栋长等扶贫公益性岗位。实现“有劳动能力易地搬迁家庭一户一人以上就业”的工作目标。

　　从2016年起至今年年底，为彻底改变深山贫民生存发展条件，贵州将完成易地扶贫搬迁188万人目标，为全国最多省份，总量超过长江三峡移民。如何让农民尽快适应城市生活，住得下、稳得住，贵州的很多安置点都在千方百计探索。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栗坪社区，为让不识字、找不到楼栋单元的搬迁老人和孩子方便回家，社区在居民楼上贴了不同动物图案。每当夜幕降临，动物图案就会发光“导航”。

　　“老家还有不少亲戚，但不属搬迁范围，他们家有红白喜事，打电话或者捎信来，我们都要回去。”刘光文拍了拍摩托说，虽然进了城了，移民和家乡的联系还是千丝万缕。

　　扶贫干部：“已经连续6个星期没休息了”

　　山高、谷深、坡陡、地贫，位于望谟县东北角的郊纳镇，是全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2014年，全镇21500人中，贫困发生率超过40%。经过五年脱贫攻坚，目前还剩733户3057人未脱贫，贫困发生率为14.2%。记者到来时，这里正提出“乡镇停火，吃住在村”的要求，倒逼干部下村，只最低限度提供留守股室干部伙食，食堂为此解雇裁减了2名厨师。

　　晚上九点，四周的山岭沉浸在淡黑的夜色中。在镇扶贫工作站，记者见到正在加班的站长陈万雄，今年30岁、孩子才出生两个月，家住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已经连续6个星期没休息了”。在谈到怎么兼顾家庭和工作的关系时，他说：“老人能理解，但是媳妇有时候会生气。”

　　晚上11点，记者来到二楼，三间办公室还透着灯光。镇民政专干李永波正在思考起草“关于兜底保障工作的建议”。他说，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冲刺阶段，在实际工作中可能存在一种动向，即把一些脱贫比较困难的贫困户，放到兜底户当中，这样不但增加了财政负担、降低脱贫攻坚的质量，也会损害群众满意度。“兜底扶贫既要兜住底线，又不能养懒汉、助长不劳而获的风气。”

　　剑河县，晚十点半，当记者从偏远村子回到南哨镇办公楼时，一楼一块电子屏上跳动着“南哨战区”脱贫攻坚倒计时。走入旁边挂着“脱贫攻坚前沿指挥部”牌子的办公室，里面座无虚席。当天晚上，一辆卡车把一袋袋15公斤的“救助粮”运抵，把一间办公室塞得满满当当。“在大家印象中，似乎吃、穿这‘两不愁’都不存在问题了，但我们为了力争万无一失，在上级民政部门的支持下，为全镇467户可能会出现季节性缺粮的贫困户和边缘户发放救济米。”镇党委书记潘盛平介绍。

　　后坪乡是沿河县最偏远的一个乡镇，前往路上需要过乌江，穿重庆的酉阳县、彭水县，再翻越几重大山。晚上7点的后坪乡斯毛坝村，漆黑的夜中，风寒刺骨，一间农房内挤满了一个村民小组六十多位村民，由于年轻人外出打工，他们几乎都是中老年人。在旁边牛棚不时传来的牛叫声中，一场主题为“2000亩蜂糖李推进工作群众会”开始了。

　　这个村目前主要种植烤烟，很难作为脱贫的长久产业。从气候、海拔等自然条件优势，到如何种植、管护和施肥，再到市场对接，县、乡驻村和村干部们详细地分析这次蜂糖李产业调整行动。换产业是大事，部分村民顾虑不少，石界坡组的村民余良华表示：“产业考虑比较周到，还规划有冷库，解决保鲜问题，应该能够成功。”

　　在贵州各地扶贫一线，无数下沉的基层干部正不分白天、黑夜，周六、周日，为脱贫攻坚奋力拼搏。贵州很多县冲刺脱贫攻坚，仿照作战体系，在县、乡、村分设指挥部、战区、前沿指挥所。不少驻村扶贫队员们都喜欢穿迷彩服，他们对记者说，一是耐脏，可以节约洗衣时间用来工作；二是穿着提神，营造“作战”氛围。

　　从2014年到2018年，贵州全省贫困人口从923万减少到155万，为减贫人数全国第一省份。“相约2020，贵州将彻底撕掉绝对贫困标签！”这是贵州大地正为之奋斗的目标、图景。（记者刘智强、崔晓强参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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