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民族报文化周刊推出《壮丽70年·民族文化巡礼》栏目，从舞蹈、美术、电影等领域梳理和展示我国文化事业7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向新中国70华诞献礼。
用壮美和激情谱写新中国的时代华章—— 新中国舞蹈发展七十年（上）
大团结与新生活：新中国初期民族美术创作主旋律 —— 新中国民族美术创作70年（上）
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国家叙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族题材电影回顾(上)
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多元文化与文化自觉 ——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族题材电影回顾(下)
用壮美和激情谱写新中国的时代华章—— 新中国舞蹈发展七十年（上）
江东
戴爱莲作品《荷花舞》
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历经苦难的中华民族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以一种空前的豪迈姿态迈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与时代同行，新中国的舞蹈事业开始冒出绿芽，呈现出勃勃生机。
豪情满怀，新中国舞蹈事业开启新征程
中国当代舞蹈事业得以顺利起步，与一代舞蹈大家吴晓邦、戴爱莲直接相关。1949年7月2日，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戴爱莲代表舞蹈界作了《舞蹈工作发言》的汇报。7月21日下午，中华全国舞蹈工作者协会成立，戴爱莲任主席，吴晓邦任副主席，首届理事会则由戴爱莲、吴晓邦、陈锦清、梁伦、胡果刚、盛婕、田雨、胡沙、叶宁、彭松、高地安、游惠海、贾作光等13人组成。1953年，该会改组为“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后又改名为“中国舞蹈家协会”。
新中国成立不久，舞蹈团体雨后春笋般出现，许多解放军文工团、战地综合宣传团等逐步向专业歌舞团体转轨。1949年12月，中央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团成立(后改组为中央歌舞团)，由戴爱莲任团长、陈锦清任副团长。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专业歌舞表演团体。大量少数民族专业艺术团体也纷纷成立：1949年，新疆民族歌舞团成立;1950年，云南省歌舞团成立;1952年9月1日，中央民族文工团成立(于1954年更名为中央民族歌舞团);1958年，西藏自治区歌舞团成立……
舞蹈作品《洗衣歌》
新时代对于舞蹈佳作的呼唤，让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找到了最佳的用武之地，崭新的舞蹈作品犹如天边一抹云霞，开始在中华大地弥散开来，新的创作观念和表现手段促成了崭新的艺术气象，为中国舞人的艺术感知力和创造力提供了一方绝佳的展示平台，舞蹈佳作在中华沃野上不断涌现。至1966年，中国舞蹈艺术从萌发到勃兴，历经了一个不断开掘、锤炼、提升和超越的过程。新中国的舞蹈事业似一朵迎着朝阳不断盛开的牡丹花，雍容大气，为新中国的艺术图景平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春至百花香满园—— 新中国舞蹈发展七十年(下)
江东
舞剧《丝路花雨》
回望七十年，时代风云变幻，但中国舞蹈艺术始终以美的内涵和美的姿容滋养着各族人民。当下，中国舞蹈界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让舞蹈艺术成为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阶梯，并用自身的努力向艺术的高峰攀登——
改革春风，催生新时期中国舞蹈新生机
改革开放的春风，为新时期的中国舞蹈事业带来春的气息。来自甘肃的舞剧《丝路花雨》便是春之使者，成为新时期中国舞蹈的重要代表作。《丝路花雨》的出现具有多重涵义，它为新时期舞蹈事业带来了新动力和新效能，同时，凭借着这部舞剧，一种被称为“敦煌舞”的崭新舞蹈样式呈现于中国舞台之上。
此后，中华大地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出新的舞剧作品。《阿诗玛》《文成公主》《凤鸣岐山》《半屏山》《岳飞》等一系列舞剧作品，承接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积蓄的创作经验和探索意识，成为一个时代的舞蹈创作亮点，点亮了中国舞剧艺术的天空，也让舞剧艺术得到了新的淬炼和激发。
杨丽萍表演《雀之灵》
1980年，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在大连举行。这个由文化部和中国舞协联袂举行的全国性舞蹈大赛，让一批佳作跃入人们的视野，如《再见吧!妈妈》《金山战鼓》《水》《追鱼》《希望》《海浪》等。随着这次舞蹈大赛的成功举办，舞蹈界已呈花红柳绿春意盎然之势。1986年举办的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中，又一批佳作涌现出来，《小溪·江河·大海》《踏着硝烟的男儿女儿》《奔腾》《黄河魂》等作品再一次让社会看到了舞蹈界的飞速进步。中国舞人的理想和心血，成为时代精神的写照。
杨丽萍伴着《雀之灵》翩然而至。这位来自西南边陲的天生舞者，凭着她独立于世的舞动，逐渐成为万人瞩目的焦点。在《雀之灵》中，杨丽萍就是那只昂首孔雀的美丽化身，她用自己的故事打造并呈现出一个完美的艺术精灵。《雀之灵》确立了杨丽萍在中国舞坛上的地位，而这个美丽的“精灵”并未止步于此，《云南映象》《藏谜》《云南的响声》《十面埋伏》，杨丽萍以一部又一部执着翱翔于艺术领空的大型作品，彰显着她不竭的创作才思。
张继钢是新时期出现的又一位优秀创作者。由他创作的舞蹈晚会《献给俺爹娘》，从文化的角度切入，用舞蹈美学来呈现哲学思考，因而成就了一个时代的典范。《黄土黄》《俺从黄河来》《一个扭秧歌的人》《好大的风》等作品，讴歌了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华夏这一方土地之上的芸芸众生，也为舞蹈所能达到的表现深度揭开了不凡的一页。
大团结与新生活：新中国初期民族美术创作主旋律
—— 新中国民族美术创作70年（上）
赵盼超 文/图
《中华民族大团结》 叶浅予 1953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族美术创作实现了全面发展。艺术家们聚焦时代主题，集中反映各民族的幸福生活，诞生了一大批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经典美术作品，并在宣传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我国文艺创作确立了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在此背景下，反映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族人民翻身做主、开启新生活、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成为这一时期美术创作的主要表现内容。艺术家们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创作反映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新生活、新风情、新面貌的美术作品，催生了新中国第一次民族美术创作热潮。
“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是民族美术经常表现的宏大主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涌现出大量经典作品。代表性作品有叶浅予《中华民族大团结》(1953年，年画)、赵望云《解放大西北民族大团结》(1951年，年画)、王临乙《民族大团结万岁》(1958年，雕塑)、黄永玉《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1959年，壁画)、黄俭等《民族大团结》(1958年，浮雕)、金梅生《全国民族大团结》(1959年，年画)等。
《初踏黄金路》 李焕民 1963年
叶浅予《中华民族大团结》表现各族群众围绕在毛泽东主席周围举杯欢庆的场面，画面中人物众多、风采各异，不仅描绘出不同民族人物的形象特征，同时还表现了毛泽东主席与各族群众之间的互动呼应关系。叶浅予为突出各族群众与毛泽东主席欢饮的场面，去除了人物以外的多余背景，强化了身着民族服饰的人物形象产生的视觉冲击力，同时采取波浪状的构图，让人群充满生机和律动，突出了热闹欢庆的气氛。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美术还侧重表现少数民族群众翻身做主人、迎来新生活，以及他们崭新的精神面貌和取得的建设成就。代表性作品有旺亲拉西《草原上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953年，年画)、石鲁《古长城外》(1954年，国画)、周昌谷《两个羊羔》(1954年，国画)、董希文《春到西藏》(1954年，油画)、艾中信《赛马会上》(1954年，油画)、黄胄《洪荒风雪》(1955年，国画)及《丰乐图》(1959年，国画)、黄永玉《阿诗玛》(1956年，版画)、李焕民《初踏黄金路》(1963年，版画)、潘世勋《我们走在大路上》(1964年，油画)、陈烟桥《归途》(1961年，版画)、妥木斯《送奶》(1964年，油画)、哈孜·艾买提《罪恶的审判》(1964年，油画)等。这些作品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美术创作带来一股新风，也推动了新中国绘画艺术在“现代化”“民族化”“写实化”“群众化”等创新要素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民族团结 同心绘梦—— 新中国民族美术创作70年（下）
赵盼超 文/图
《三个塔吉克少女》 靳尚谊 1985年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美术创作突破了传统美术发展的旧有模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为其注入新活力。美术家们创作的民族美术经典作品在反映各族群众新生活、构建时代文化精神、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族热与形式美：改革开放以后的民族美术创作
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带来勃勃生机，也为文艺界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这一时期，美术家们尝试在题材内容、表现形式方面进行艺术探索，创造出了很多反映时代风貌、精神求索和生活气息的美术作品。少数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多样的生活面貌成为美术家们艺术创作的突破口，诸如吴冠中、靳尚谊、詹建俊、刘秉江、陈丹青等一大批画家纷赴民族地区采风写生，寻求在作品表现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创新。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后，国家民委直属院校以及民族地区的高校在美术专业学科建设及实践教学方面逐渐规范化和规模化，为培养民族美术创作人才提供了生力军。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民族美术创作人才和民族主题美术作品大量涌现，掀起新中国民族美术的第二次创作热潮。
这一时期，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为新时期艺术家们探寻艺术创作的时代风格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并且为油画艺术、国画艺术的“民族化”和“当代化”探索作出了贡献。代表性的作品有靳尚谊《三个塔吉克少女》（1985年，油画）、詹建俊《飞雪》（1981年，油画）、陈丹青《西藏组画》（1980年，油画）、刘秉江《塔吉克婚礼》（1984年，油画）、徐芒耀《开拓幸福的路》（1980年，油画）、阿布都克里木·纳斯尔丁《麦西来甫》（油画，1981年）、韩书力《邦锦美朵》（1982年，连环画）、韦尔申《吉祥蒙古》（1989年，油画）等。
《西藏组画》 陈丹青 1980年
靳尚谊在上世纪80年代立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借助民族题材创作出了既具有浓郁民族风情又具有强烈时代气象的系列作品，《三个塔吉克少女》就是其中较为代表的一幅。作品中的三个少女蕴含着一种静穆典雅之美，在三人安静的交流中透出一种内在的张力，体现了当时社会对人性美的呼唤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同一时期，詹建俊也创作了数幅民族题材油画作品，如以塔吉克族女性为题材创作的《清风》《飞雪》等，在写实主义风格基础上，借助飞动的笔触使画面迸发出青春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
刘秉江创作于1984年的油画作品《塔吉克婚礼》表现了婚礼现场既热闹又隆重的场面。其人物造型采取了写实主义的手法，中心人物——新娘刻画得细致入微、惟妙惟肖。人物所处的空间背景则采取了装饰性的处理手法，借助塔吉克风情十足的地毯图案分割和区分空间，使整个画面显得既绚丽多彩又具有秩序感，形式感很强。刘秉江这种“人物的写实性”与“背景的装饰性”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对油画在新时期的“中国化”“民族化”起到了引领和推动作用。
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国家叙事——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族题材电影回顾(上)
胡谱忠
民族题材电影《阿诗玛》
民族题材电影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题材电影与时代同行，与社会同步，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银幕上曾有过零星的几部民族题材影片，分别展示过瑶、蒙古等少数民族影像。新中国成立以后，电影作为现代传媒，迅速进入到新生共和国的文化建设洪流中来。从1949年至1966年，民族题材电影出产了约50部，展现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等19个民族的形象与生活。其中，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形象是首次登上银幕，这也成为这些民族进入现代社会的里程碑。
新中国的成立，使边境、国界概念具有了确实的政治内涵。借用人类学家王明珂的一个巧妙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起来像个圆形。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的地理空间展示是标示现代中国政治身份的重要手段，自然成为中国电影文化的重要阵地，这也造就了“树立国家意识”这一民族题材电影的重要文化功能。
民族题材电影《冰山上的来客》
在一系列民族题材电影中，各民族共同守卫着祖国的边疆。民族题材电影中边境线的反复强化呈现，正是新生共和国国民教育的重要一课。人们在电影放映中第一眼就看到“国家”，对国家的认同与归属感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建立起来。这也是我们在《草原上的人们》《山间铃响马帮来》《神秘的旅伴》《勐垅沙》《冰山上的来客》等民族题材电影中，反复看到“反特”亚类型的缘故。
而关于少数民族的“解放”与“革命”的叙事，在这一时期的民族题材电影中占据主要地位，并在国家叙事中逐渐“根基化”。“解放”叙事多以主人公命运为主线，演示“解放”“翻身”前后的巨大差异以及历史性进程。这一“解放”叙事主题以《芦笙恋歌》《农奴》等作品为代表，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题材电影基本的主题类型。同时，当新中国以一种与旧制度及其文化体系决裂的崭新面目出现时，关于“革命”的影片也占据了这一时期民族题材电影的多数，而“解放”则是少数民族切身的政治诉求，于是“革命”叙事和“解放”叙事相辅相成。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受到共同的历史观的召唤，共同见证并参与了历史性社会变革。共同缔造了新生的共和国历史，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中央访问团到民族地区化解民族隔阂，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纪录片《国庆》和其他新闻纪录片使得这种沟通与交流变得更加容易。随后，地处东部的几大重要电影制片厂多次来到民族地区拍摄故事片。国家也先后在不同地域建立电影制片厂，其中包括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宁夏等民族地区的电影机构，或生产纪录片，或译制少数民族语电影，为国家以及民族地区自身生产出丰富多彩的影像。边疆省份还建立了电影公司，负责电影的放映和发行。在这些影像中，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为包括55个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人民共同的心愿，汇聚成新生共和国浩浩荡荡的历史发展潮流，也孕育催生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化主体性”。
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多元文化与文化自觉
——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族题材电影回顾(下)
胡谱忠
《西藏天空》剧照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题材电影坚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立足当代挖掘社会文化资源，以更积极的态度回应宏阔的社会变迁，民族题材电影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新时期：题材拓展与文化转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社会文化转型，民族题材电影的文化表述也为之一变。在承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固有的主题类型之外，也应时代之需，新增了新时期新生活、少数民族历史等新主题类型。
从1977年至1999年，据不完全统计，民族题材电影约有193部，展现了30多个少数民族的形象和生活，民族题材电影产量较之前有了巨大的飞跃。这一时期，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等都利用其地域性民族文化优势，制作出大量的民族题材电影。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非常重视民族地区的电影生产，选拔了一批少数民族学员到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艺术类高校学习，为各民族地区电影创作培养了重要骨干。天山厂导演广春兰利用新疆多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及独特的地域文化景观与传统，开发出了别具一格的新疆电影样式，创作出一系列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成就了“广春兰电影现象”。内蒙古厂的塞夫、麦丽丝在上世纪90年代电影事业低谷时期，创作出了一系列“马背动作片”，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里展现蒙古族的英雄故事，以精湛的马术动作、宏大的场景画面震撼了当时的中国影坛，成就了内蒙古厂的辉煌。
当时对民族题材电影产生根本影响、并成为新时期文化转型代表作的，有几部作品，如《猎场札撒》《盗马贼》《青春祭》等，使得少数民族影像成为新时期电影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也是艺术家自觉地从主流文化“边缘”处探幽发微，挖掘出曾经被忽视的民族文化传统，为中国现代化社会变革寻求新的文化资源的尝试。
《天琴》剧照
张暖忻导演的《青春祭》取材于知青文学。傣寨对于来自大城市的知识青年而言，是一处疗伤之地，不仅填补了她亲情的匮乏，还启迪了她沉睡的“天性”。而在田壮壮的《猎场札撒》《盗马贼》中，导演分别以空间化的蒙古族、藏族影像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发言。《猎场札撒》以一种纪实风格刻画了一种古老而尊崇信念的草原民族文化，其后的藏族题材影片《盗马贼》则讲述了一个寓言式的故事，但其本质上仍沿袭了以往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本位”的叙事传统。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90年代“新纪录运动”中出现了相当多的民族题材纪录片。社会文化转型以来，纪录片作者们敏感地意识到，远离现代生活的民族地区仍存留着久远的民族文化，但正面临着社会转型的冲击。从文化表述的角度看，这些纪录片编导的视角和立场无疑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在题材上关注“边缘文化”。《山洞里的村庄》《三节草》《神鹿呀，我们的神鹿》等作品成为民族志纪录片的经典，这些纪录片从多角度启迪了少数民族影像的各种美学转向。
新中国70年少数民族文学：百花绽放 全面繁荣
梁庭望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得以确认并不断发展的70年、百花绽放的70年、万象更新的70年。“民族文学”的概念，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才提出来的。当年9月，茅盾在研究《人民文学》创刊号时首次提出这一概念；10月25日，《人民文学》创刊号面世，序言中正式提出“民族文学”这一概念。自此，少数民族文学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
新中国成立才25天，就提出“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可见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视程度。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郭沫若任会长，民族文学研究成为该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55年五一劳动节，老舍召集汉族、彝族、侗族、东乡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苗族、朝鲜族8个民族的11位同志，举行民族文学座谈会，商讨民族文学的发展问题。1958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座谈会，正式提出编写各单一民族的文学史，这是破天荒的一件民族文学盛事。之后，分别于1961年、1979年多次召开编写工作会议，推进民族文学史编写，至今已经全部完成。7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可谓今非昔比。
在这样的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学科逐渐形成并不断壮大。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1951年6月1日正式开学；1952年语言文学系成立，语文系先后开办了藏、彝、纳西、景颇、傈僳、拉祜、哈尼、壮、布依、傣、侗、水、黎、苗、瑶、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满、朝鲜、佤、高山等24个语言文学专业班班次。之后，西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新疆大学、云南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相继设置了少数民族文学专业。70年间，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不断完善，人才培养完成了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和博士后的迈进。1980年，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第一个硕士点；1983年，成立了第一个博士点；之后，全国多所高校设立硕士、博士点，基本覆盖了各个民族的文学研究。学科建设方面的发展和完善，为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奠定了人才基础。
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学研究机构建立起来，并不断完善。民族文学的研究，最早是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推动的。1955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也开始民族文学研究工作；1977年5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后，转由该院中国文学研究所进行。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2002年更名为民族文学研究所）。随后，各省市区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有的是单独的机构，有的附设在相关研究机构内。比如，广西社会科学院壮学中心、西藏社会科学院《格萨尔》研究中心等。与此同时，各相关高校也建立了研究机构。比如，中央民族大学1980年建立了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2001年，该所撤销，新成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所，附设于民族语言文学系内。不少地方民族院校和一般高校，也相继建立了民族文学研究机构，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
新中国音乐70年：集聚力量 迈向高峰 诠释自信
李诗原
新中国音乐在开国大典上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入拍”了，就在军乐指挥家罗浪抬起双臂、挥动指挥棒的那一刹那，这部浩大、宏阔的“祖国交响曲”起奏了，并从此铸成一条保卫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歌颂新中国的“主旋律”，贯穿新中国70年的历史发展，进而为新中国所需要的战斗力、软实力、正能量提供不竭的动力。伴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城，来自解放区和原国统区的两支文艺大军胜利会师，共同开启了新中国音乐事业的航船。伴随着高等音乐院校的建立、改建和调整，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起步了；伴随着一批国家级音乐院团的建立，新中国音乐表演事业起步了；伴随着唱片社、音乐出版社、广播电台文艺部的建立，新中国音乐传播事业起步了；伴随着音乐研究所的设立和音乐杂志的创刊，新中国音乐理论事业起步了。新中国音乐作为一部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民族化、群众化音乐为“主旋律”，以讲究技术、突出学术、追求卓越的学院派专业音乐为中间声部，以传统音乐为低音声部，且还不时出现一些对位化段落和声部转换与交接的交响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集聚力量，并不断向“高原”“高峰”攀登，讲述“中国故事”、表达“文化自信”，成为新中国文化中一道绚丽景观和一个重要层面，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重要“文化标识”。
1、前进在走向复兴的路上
新中国音乐是一首和平之歌，从那“雄赳赳，气昂昂”“保和平，为祖国”的战歌声中走来，从那“我们热爱和平，但也不怕战争”和“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的誓言中走来，长舒了一口“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豪气，并在新时代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新语境中，传递出“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决心和勇气以及“以战止战”和“止戈为武”的战争伦理。新中国音乐是一首友谊之歌，在“全世界人民团结紧”与第三世界人民的“手拉手”中走来，在“牧场上的家”和“佐渡小调”的美妙旋律中表现出了东方古国应有的大度和气度；在“丝路追梦”的美妙乐声中表达出对“一带一路”国家和人民的友情，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构建中得以升华。新中国音乐始终为战斗力、软实力服务，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斗志，表现出了大国风度，唱出了和平之歌。
新中国音乐是一首建设之歌。作为一首用汗水和热血凝成的豪迈之歌，它回荡在北方森林，回荡在南国椰林，它是十三陵和三门峡工地上的号子，是南海渔民晚归的渔歌；它合着大庆油田“磕头机”的节拍，用蜿蜒曲折的成昆铁路和西藏天路作为旋律，用充满力与美的节奏和韵律，见证了“三线”“三北”工程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见证了特区及浦东、滨海的发展，也见证了港珠澳大桥的长度，循着京津冀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步履，最终成为“抒情新时代”的表达。它还是一首首迷人的旋律，诉诸“走上高高的兴安岭”那长调般的咏唱，诉诸“马儿啊，你慢些走”那诗人般的浪漫，诉诸“在希望的田野上”和“在中国大地上”的激情，表达出全体劳动者的荣光和豪情。
新中国音乐是一首和谐之歌。它是军民一家的表达——“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端一碗奶茶给你尝”“三杯美酒敬亲人，亲人就是解放军”“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大红枣儿甜又香，送给亲人尝一尝”“蒙山高，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千万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这一碗奶茶，一把枣儿，一顶斗笠，作为一种朴素而实在的给予，歌唱着军民融合，也传达出革命战争年代就业已生发的鱼水之情。它是祖国统一的呼唤——“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鼓浪屿四周海茫茫，海水鼓起波浪，鼓浪屿遥对着台湾岛，台湾是我家乡”“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掠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用亲切的话语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紧密连接在一起。它是民族团结的纽带——五十六个民族同唱一首歌，激励着五十六个民族手牵手、心向党，沿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编辑：张雪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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