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编修中华民族史底蕴深厚。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坚定“四个自信”，深刻阐述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回答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时代之问、历史之问，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开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新局面。　

　　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

　　以中华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中华民族史，其学术范畴是探究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是中华文明史与统一国家史的有机结合。从内容上看，中华民族史既包括物质层面的疆域、人口、政权和生产方式等方面，又有精神层面的思想观念、学术圭臬和文化艺术，还有兼具物质和精神属性的法律、制度和民族关系等内容。

　　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史研究经历了“初创—曲折发展—重新探索”的历程。梁启超最早提出并阐述“中华民族”概念，开启了我国近代民族史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华民族通史编纂事业起步，关于“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的综合性研究、通史著作陆续问世，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应运而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华民族史研究虽经历了曲折发展，但对各民族形成发展历史的研究有了充足积累，相关理论探讨仍在进行，为新时期中华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基本资料，奠定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华民族整体研究与通史编纂开始恢复，成果产出与理论探讨极为丰富，学界逐步突破传统关注单一民族的研究取向，运用新理论新材料新方法讨论中华民族问题，为新时代开展中华民族史研究及通史编纂奠定了理论与学术基础。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要突破旧有史观和传统民族史、民族学研究局限，加强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曲解中国历史的舶来史观，进一步理清学术分歧、吸收合理观点，着力解决我国民族学研究中存在的被西方民族理论思想和话语体系所左右的问题，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这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

　　党的创新理论提供根本支撑

　　理论创新是意识形态的基石。理论研究越深入，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支撑作用就越坚强有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就越能有效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就越能深入展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锐意进取，不断推动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解析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不能套用西方那一套民族理论。”这一重大判断，为中华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遵循。我们要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入研究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明，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

　　民族史与文明史内在关系的深刻揭示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伟大文明，必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重塑辉煌，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

　　事实上，文明史与民族史研究是不可分割的统一学术范畴，是中国历史的不同观察角度，是主客观统一的辩证关系。中华民族是中国历史的创造主体，中华文明是中国历史的深厚积淀，共同构成中国历史的主体存在与时空要素，决定着中国历史的未来演变趋势。换言之，如果仅从文明史视角观察中国历史，将导致历史主体不明，陷入文明主体叙事的话语陷阱；如果仅从民族史角度编修中国历史，将导致偏向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或陷入族别史研究的窠臼，“中华民族”将因缺少具体丰富的文明史内容而成为空洞抽象的概念。

　　因此，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切入，打通中华民族史、中华文明史与中国通史，运用跨学科、多视角方法推动中华民族史研究，才能讲清中国历史的真正创造主体与深厚文明积淀，讲清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才能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与基本规律，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历史动力、夯实学理根基。

　　新问题新材料新技术的有力激发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写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他是基于19世纪以来中国学术发展趋势与新材料发现有感而发，认为新材料能够助推新问题的提出、研究与解决，此论至今仍有学术启发性与借鉴意义。同一时代的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强调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参验、补正与印证作用，主张扩充与占有各类新材料，以提出与实证各类问题。傅斯年则主张“史学即史料学”，认为“地下知识，重过文字”，这是对“二重证据法”的突破与发展，凸显了考古材料的重要性。可以说，近代中国学人已清晰认识到“问题”“材料”是影响学术研究的关键因素。

　　不同时代的迫切需求往往催生独特的问题意识，不断发现的新材料又具有深化、解决新问题的功能和作用。因此，提出顺应时代需要的新问题、运用新材料、新技术有效解决问题，是创新学术研究的重要路径与必然归宿。

　　近年来，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大时代命题的提出与实践，随着关于中国历史发展、中华文明演进、中华民族形成的新材料不断发现，全面准确地回答“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时代之问、历史之问已成为可能。同时，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与科技考古等技术支持下，各类史学数据库不断建立、运用，为中华民族史研究提供了海量资料基础，推动了研究方法革新，让我们能够进行系统化、整体性研究，对传统文献进行再解读，对传统观点深化理解或重新讨论。

　　寻找新时代重大历史性问题，推动中华民族史研究由“虚”向“实”转变，是当前中华民族史研究的重要突破口，这迫切需要新材料新技术支持。比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发现大量新考古材料，实证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初态；甲骨文、金文的深入解读与夏商周国家历史遗存的发现，为揭示中华民族的早期国家形态与文明演进提供了更有力证据；战国秦汉简牍的大量出土，丰富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国家治理实际与具体社会生活的认识；魏晋隋唐时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石刻文献材料的发现整理，为揭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面貌提供了可靠的直接材料；各类域外文献、档案材料、契约文书、宗教文献、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发现与利用，以及地方志、口述史料、影像图片材料的引用，为回答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回答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趋势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成果积累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在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分别从民族角度与国家角度揭示了我国历史发展与文明演进的显著特征，由多元汇聚为一体、从多民族发展为“大一统”、从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是中国历史与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根本方向。

　　近年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指引下，全国各地各高校纷纷成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机构，开展研究阐释宣传工作，培养了一大批研究力量，开创了遍及全国、横跨多学科的研究宣传繁荣局面，标志着中华民族史研究进入更高更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理论新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在诸多基本问题上已经取得显著成果。当前，中华民族通史、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已出版并投入使用，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正在深度融合，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史编修提供了组织条件、学科基础与人才力量。要进一步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阐释，扩展研究视野，构建系统性知识体系，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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