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都护是汉代西域最高军政长官，保护南、北两道。早在汉武帝、昭帝时期，就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县）、渠犁（今新疆尉犁县一带）等地屯田，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供给往来使者。这一做法为设置西域都护积累了经验。

　　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侍郎郑吉受命在渠犁屯田积谷，与匈奴争夺车师。郑吉率兵攻破车师，因功晋升为卫司马，领护鄯善以西的“南道”。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与单于争权结怨，率部归降汉朝，郑吉率领屯兵及渠犁、龟兹军民迎接日逐王部。至此，西域“北道”亦通，遂以郑吉为骑都尉，兼护车师以西“北道”。因郑吉总护南、北两道，故以“都护”为号（“都”，“总”的意思）。西域都护之置始于此，西域由此被纳入西汉直接进行军事管辖的范围。

　　西域都护的设置

　　《汉书·西域传》云：“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西域原有三十六个部族邦国，至西汉哀帝、平帝时发展至五十多个邦国，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南、北两道。

　　西域诸邦曾一度为匈奴所役使。随着汉朝国力日益强盛，匈奴逐渐衰落并向汉朝称藩，西域诸邦向汉朝遣使贡献，通过和亲等方式，寻求汉朝的军事保护和行政治理。汉朝先后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西域长史等官职进行治理。西域日益服从于汉朝，并提供土地、山川、户数、道里远近等数据。

　　西域都护，本为加官（于本职外兼领的其他官职），西汉时常以骑都尉、谏大夫加“都护”一职领护西域。东汉时，发展为实职。作为军政长官，西域都护的俸禄等级为“比二千石”，其行政级别相当于郡国守相，职责主要是代表汉朝中央政府镇抚西域诸邦国，往往文武并用，达到维护当地稳定的目的。西域都护幕府还设有副校尉，也由朝廷直接任命，俸禄等级为“比二千石”，与都护级别相当，但职权次于都护，又称副都护，其属官有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西域都护及其府署的设立，使汉朝号令颁行于西域，标志着中央政府开始系统治理西域。

　　自第一任都护郑吉至王莽末年的李崇，西域都护之职连续不断，共计18人任职。姓名见于史册的有宣帝时郑吉，元帝时韩宣、甘延寿，成帝时段会宗、韩立、廉褒、郭舜，平帝时孙建、但钦，新莽时李崇。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诸邦请求复置都护。然而，直至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才以陈睦为都护。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将兵长史班超平定西域，出任都护，驻龟兹境。他为政宽简，深受西域诸邦欢迎和支持，五十余国都遣质子臣服于汉。班超还遣甘英出使大秦（古罗马帝国），抵达安息（今伊朗）西境。后来继任都护者有任尚、段禧。至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以班超之子、生长于西域的班勇为西域长史，复平西域，遂以长史行都护之职。

　　守卫西域

　　为了防范匈奴，西域都护除了在各地驻军和重点设防外，还协助西域诸邦设立相应的机构，册封“击胡侯”“击胡都尉”“击胡君”等。例如，为了铲除匈奴郅支单于对西域的威胁，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率领西域各地军队共4万人分两路进攻，斩杀郅支单于，维护了西域的和平局面。

　　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还经常调解西域各民族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矛盾与纠纷，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汉宣帝时期，乌孙发生内乱，首领被刺杀，汉使和亲的解忧公主被围困。西域都护郑吉按照朝廷的指令，谋划派兵征讨，派解忧公主的随从冯嫽进行斡旋，最终化干戈为玉帛，避免了一场战争。

　　建设边疆

　　西域都护有力维护了汉代西北边疆的稳定，促进了西域与中原各方面的交流。西域的良马、骆驼以及名贵毛织品输入中原地区，葡萄、石榴、苜蓿、胡桃等作物移植中原；中原生产的丝织品、金属工具以及铸铁、凿井等技术传到西域，推动了中原和西域的发展。西域都护非常重视当地的农业生产，使“不田作种树（植）”的乌孙开始发展农业，灌溉、井渠等技术流传至今。西域屯垦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以后历朝历代开发边疆、建设边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西域都护的设立还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保障了丝绸之路畅通。今天，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地区发现了大量汉代五铢钱和波斯银币，反映了当时丝绸之路的繁华。商路的畅通不仅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还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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