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期到三国初期（184年—226年），在历经半个世纪左右的战乱灾荒后，整个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以及关中地区这些主要的经济区遭到严重破坏。西晋至十六国时期，战乱不断，灾荒、饥馑、疾疫流行，北方经济再次遭受严重破坏。与北方地区不同的是，六朝时期的南方地区相对安定，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西汉时期，长江流域还是地广人稀、火耕水耨（nòu）的地区。《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luǒ　gé），不待贾而足，地埶（yì）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zǐ　yǔ）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东汉时期，庐江（今安徽庐江县）一带，尚不懂得牛耕，自从庐江太守王景教民众犁耕之法后，牛耕的方法才逐渐从黄河流域推广到长江流域乃至珠江流域。除牛耕得到普遍应用以外，中原地区的水利灌溉事业也推广至江南会稽（今浙江绍兴）一带。当中原混战之时，北方人民避难渡江，他们不仅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而且促进了江南人口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扩大。

　　三国时期，东吴政权建立后，将居住在东南地区的“山越”、荆州地区的“蛮”、交州地区的“夷”纳入统治范围，一方面将他们编入军队作战、划归郡县作编户耕田种地，另一方面在他们居住的地区设置郡县。在江南荆州、扬州、交州、广州地区，东汉时设20个郡、265个县，在东吴时期增至43个郡、313个县。郡县数目的增加，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和统治区域的扩大。在东吴统治区域内，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

　　农业方面，东吴政权通过实施屯田（军屯和民屯），扩大了江南地区耕地面积，既成功解决了北方南下流民与土地结合的问题，也解决了军粮问题。手工业方面，江南地区的冶铸、煮盐、纺织等都有很大发展，出现了“其四野，则畛畷（zhěn　zhuì）　无数，膏腴兼倍……煮海为盐，采山铸钱。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左思《吴都赋》）的繁荣景象。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江南地区的商业和城市也有巨大进步，“开市朝而并纳，横阛阓（huán　huì）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chán），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伫眙，商贾骈比”（左思《吴都赋》）。

　　西晋灭亡后，晋室南迁，大量中原人民向南流动，不仅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而且补充了江南劳动力，带去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

　　东晋至南朝时期，太湖流域、鄱阳湖流域、洞庭湖流域和浙东会稽地区都成为著名的产粮区。史载：“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荆城（荆州）跨南楚之富，扬部（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宋书·孔季恭传》史臣曰）可见，江南农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手工业方面，家庭纺织业比以前有了更大进展，养蚕缫丝技术水平大为提高，桑树栽植更加普遍，豫章郡（今江西南昌）蚕一年四五熟，永嘉（今浙江永嘉）等郡蚕一年八熟。亚麻织布技术也有所提高，豫章一带的“鸡鸣布”非常有名。过去，江南地区的织锦业还不发达，东晋末年刘裕攻灭后秦，把关中的锦工迁至江南，并成立锦署，此后织锦业在江南逐步发展。南朝时期，建康（今江苏南京）及南豫、荆、郢、司、西豫、南兖、雍等州，都有大量丝绵绫绢布等家庭手工业制品，可见当时江南各地无不盛产绢布。虽然当时江南的纺织业生产水平还赶不上北方，却为在唐宋时期跃居全国第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江南地区的制瓷、冶铸、造纸、制盐等产业也相当发达。制瓷业经过东晋南朝以来的发展，瓷器产量大增，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会稽郡盛产青瓷，是当时制瓷技术最高的地方。冶铸业制造的器物，除兵器外，多为民间用具，最有名的冶铸作坊分布在会稽郡、扬州和荆州。造纸业经过劳动人民不断的改进和提高，有了很大发展。造纸原料除原有的麻、楮皮外，还利用桑皮、藤皮来造纸，会稽和建康、扬州、广州等地，成为南方的造纸中心。吴郡海盐（今浙江海盐）、南兖州盐城（今江苏盐城）都是重要产盐区。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的商品交换和对外贸易也活跃起来。建康是最大的商业都市，京口、山阴、寿春、襄阳、江陵、成都、番禺等地是比较繁荣的商业都市。

　　总的来说，六朝时期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具有划时代意义：一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江南地区原来火耕水耨、饭稻羹鱼的面貌，使人烟稀少、榛莽丛生之地变成良田沃土、鱼米之乡，山林川泽也披上新装。二是江南地区的开发，从农业开始，带动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促进了对外商贸往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经济格局，南方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全国的经济重心开始由北向南转移，并为全国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三是北方人民南下，多次出现迁徙风潮，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