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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历史长卷，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河北邯郸盟台公园的《胡服骑射》浮雕。（金华 摄）

　　“骑射胡服捍北疆，英雄无愧武灵王。邯郸歌舞终消歇，河曲风光旧莽苍……”1961年，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考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的赵北古长城后，创作了这首广为流传的《登大青山访赵长城遗址》。这段有着2300多年历史的长城，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结晶，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河套地区交融的见证者。

　　战国时期，群雄逐鹿。各诸侯国为立于不败之地，纷纷变法图强。尤其是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力大增。赵武灵王即位时，赵国正处在衰落时期，无力与秦、齐等大国抗衡，且常常受到邻国中山以及林胡、楼烦、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战争频仍，赵国常吃败仗，眼看着就要被他国兼并。

　　赵武灵王思想敏锐，勇于革新，认为“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主张从实际出发，进行改革。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接触中，他发现，游牧民族在服饰形制、作战方式等方面有一些长处：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时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而地处中原的赵国，军服多为宽衣博带、宽袍大袖，行动起来极为不便，严重影响了战斗能力。因此，赵武灵王萌生了“吾欲胡服”的想法。

　　当时，保守大臣以“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为由，群起反对。赵武灵王则力排众议：“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为了证明自己改革的决心，他还带头穿起了胡服。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在全国推行胡服之制。其主要形制为着短衣、束皮带、用带钩、穿皮靴，便于骑射活动。《释名》云：“古有舄履而无靴，靴字不见于经，至赵武灵王始服。”

　　服饰，是赵武灵王改革的第一步，随后，他又主导进行了骑射、兵制改革。他命将士习骑马、练射箭，并模仿胡骑，重整装备。据《战国策》记载，赵武灵王认为，“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险”，于是决定改重甲为轻甲，下令军队以皮质铠甲取代铜铁铠甲，提高行军效率和士兵作战的灵敏性。

　　按照赵国“国有固籍，兵有常经”的传统兵制，很难在短时间内建设起一支足以与游牧民族政权抗衡的骑兵部队，但是，在靠近北方的地区，一些赵国百姓已经学会了骑马射箭。于是，赵武灵王打破“固籍”，不分地区，以优厚的待遇在全国范围内招募会骑马射箭的人充实骑兵队伍。他还撤消原阳（今呼和浩特东南）军队的旧编制，把原阳作为训练骑射的基地，将北部边疆的步兵、车兵改编为骑兵加以训练，即史书记载的“王破原阳，以为骑邑”。几年后，命“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大量招引、收编游牧民族补充骑兵。考虑到中原农业区的马匹不适宜做战马，赵国还设法从畜牧地区购买剽悍、有耐力的马匹来装备骑兵。

　　赵国实施胡服骑射等一系列改革后，国力日渐强大，向北方开辟了上千里疆域，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行政区，管辖范围扩大到今河套地区。其他诸侯国争相效仿赵国改革，胡服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因胡服轻便实用，很快就从军队传到了民间。

　　赵武灵王的服制改革，吸取了游牧民族服饰的优点，促进了古代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交流互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采用了部分赵国服制。魏晋以后，南北方交融日益广泛，胡服之制空前盛行。隋唐时期，胡服不仅用作常服，还可用作公服及朝服。至宋犹然。

　　历史长河，大浪淘沙。实践证明，只有摒弃陈规，适应变化，紧跟时代步伐，推动各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才能使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绵延不绝。

　　展开历史长卷，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实现了文化上的互鉴融通，造就了中华文化的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展现了中华文明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

　　（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报》2021年12月7日05版，执笔：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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