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事实上，英国人的家训传统源远流长。在英吉利民族形成之初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便试图以各种道德戒律和行为规则来教导、约束他的子嗣和国民。诺曼征服之后，作为“骑士精神最初的代表”的诺曼人在不列颠留下了大量说教文献，留存至今的有《知礼的世家子》《爱德华》《乖孩子》《训示》和《短论》。中世纪后期，随着城镇的发展和早期市民阶级的兴起，体现城镇中等之家社会需求和教育理念的《智者训子》和《贤妻训女》相继问世。

　　到近代初期，英国的家训文化再度复兴，并走向繁荣。16世纪，在文艺复兴扩散的浪潮中，欧洲大陆乃至阿拉伯世界的说教性作品，如11世纪阿拉伯学者奥-穆巴什尔·伊本·法提克的《哲人语录》、14世纪后期一名法国骑士编写的《图尔-兰德里骑士训女》、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论职守》、伪加图（注：3、4世纪前后一位佚名作家假托罗马政治家加图之名创作）的《加图训子》，先后被翻译成英语。同时，本土的说教作品，如人文主义学者托马斯·卢普塞特的《给年轻人的劝诫》，教育先驱约翰·科列特的《一份正确而富有成效的训诫》，宫廷诗人托马斯·怀亚特给儿子的家书，伊丽莎白一世幼年时的老师罗杰·阿什克姆给妻弟及儿子的忠告，廷臣威廉·塞西尔为秉性各异的两个儿子所写的“需要牢记于心之事”与“训诫”等，相继问世。

　　17世纪，在国王詹姆斯一世及其《皇家赐礼》的带动和影响下，家训文化得到极大发展。众多冠以“规劝”“劝告”“训导”“训诫”“忠告”“遗训”或“祝福”之名的家训著述纷纷问世，较为著名的有：约翰·诺登的《父亲的遗训》，沃尔特·罗利的《给儿子和后人的训导》，约翰·莫特贝的《一位祖父的遗训》，弗朗西斯·奥斯本的《给儿子的忠告》，阿奇博尔德·坎贝尔的《给儿子的训导》等。同一时期，一些出身于中等之家的女性，如多萝西·李和伊丽莎白·乔塞琳等，也力图打破“女性当缄默而顺从”的传统，为自家儿女在世间的幸福与灵魂的救赎发声。18世纪，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的《给儿子的书信》成为英国家训的巅峰之作。

　　二

　　近代初期英国的家训著述之所以大量涌现，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促成的。其中，家庭结构的变化、中等阶级的崛起等，成为家训文化复兴和繁荣的重要推手。

　　首先，家庭结构的变化促使英国人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在中世纪，四世同堂的家庭数量众多，家中的孩子在七、八岁时被送到别人家寄养是常态。到近代，随着人文主义及新教的传入，核心家庭逐渐形成并得到发展。英国的父母更加重视他们在培养、教育子女方面应当承担的责任。清教作家威廉·古奇便明确指出，父母的责任不仅在于“养育儿女”，为他们提供食物、衣服和其他必需品，还在于“培养、教导儿女”，即对他们进行良好的管教，特别是给予信仰方面的训导。

　　这一时期宗教改革的震荡导致一些传统教育机构（如中世纪的教堂）瓦解，界定、灌输美德的任务便落在家庭的身上。正如美国学者西格蒙德·贝茨指出的，“当人们对经过一个个世纪而传续下来的传统失去信心后，他们便退而坚守整个传统中最为朴素的原型，即以父传子的形式一代代传下来的那些戒律”。像卢普塞特和柯列特等接受过必要教育的家长主动承担起训导子女及后辈年轻人的任务，并将他们所总结的人生智慧付诸笔端，以期用以改善自家子弟的行为。此后，更多的家庭，特别是那些略有地位的，也先后加入到为子女提供某种指导框架的行列。

　　其次，中等阶级的崛起为家训著述的刊印、发行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近代之初，中等阶级实力与规模的增长对英格兰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时期刊布的各种指南中家训占有很大的比例便是例证。一如美国学者路易斯·赖特所说：“16、17世纪，某种通往学问的西北通道、获取完美市民所需的信息和文化捷径，被狂热地寻觅着，其热情不亚于商人和航海家努力寻找获取东方物质财富的捷径。富裕的行商、节俭的店主，所有追求闻达、满心抱负的商业阶层组成一个数量不断增加的市民群体，他们渴望自我完善。”由于实现文化目标的时间和方法有限，迅捷的训导方法和拿来即可用的事实概要成为他们的迫切需求。因此，对社会生活特别是立身处世和品行修养提供指导的“忠告文学”大为流行。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因素推动了家训著述的出现。近代初期，尽管英国人的人均寿命因医学知识的积累和更为丰富的食物摄取有所提高，但疾病、战争、生育中的事故等，仍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面对死亡的威胁，许多人迫切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儿女留下自己的忠告。无论是詹姆斯一世还是多萝西·李，都因担心自家年幼的孩子在他们本人逝去之后得不到相应的训导而写了各自的家训。

　　三

　　近代初期的英伦家训是当时盛行的“忠告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受同时代礼仪和品行作家思想的影响。家训的形式多种多样，名称也不尽相同。典型的家训文本多是为了特定个人——作者的儿女或其他家庭成员——而撰写的书信或手抄的训诫，旨在为他们提供人生指南。训导者有时也以口头的形式提出忠告，体现了他们对儿女进行教化的努力。由于撰写者或训导人的学识丰富、有一定的社会威望或家训中所提忠告的质量较高，其中一些训诫在问世后不久便得到刊印、流布，被用作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生活的指南和教导子女的模板。

　　就内容来讲，家训往往既进行信仰方面的训导和规劝，如一个人应当虔敬、反思每日可能会犯的错误，又针对如何获取成功提出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建议或忠告，如尊重长辈，注重品德修养，言行、举止得体等。父亲与母亲因在训导子女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所关注的领域也有显著区别。对男性家长来说，精神（宗教）和道德方面的教导虽依然重要，但传递政治、社会与经济方面的智慧却渐成重心。所以，他们撰写的家训具有更明显的世俗化倾向。与男性家长更多地关注儿女的现实需求不同，女性家长对子女在精神方面的成长与灵魂的救赎更为关切，她们所撰写的家训也体现出更为浓厚的宗教色彩。

　　就其功效而言，家训首先是英国人对年轻人进行社会教化的工具。至19世纪（义务教育推行前），家庭一直是英国人对儿女进行社会教化的重要场所，父母的训导被视作是上帝嘱托的责任，是一项必须严肃对待的事业。父辈、长者的训导,不仅向受训对象传授了必要的社会生活知识与技能，也宣传、灌输了主流观念、伦理道德和价值准则，为他们适应社会最终获得成功，进行了必要的准备。此外，家训还成为变革时代英国人凝聚社会、支撑等级政治架构的重要工具。近代初期英国家训作家多对子女尊重父母的义务加以倡扬，认为理想的年轻人是那些尊重、顺从父母且倾听、在意父母忠告的孩子。在他们看来，只有当年轻人尊重家中的权威时，他们才会将这种尊重推广至社会地位更高的人身上。正是这种尊重权威概念的倡扬与灌输将整个社会团结在一起，并对当时的等级政治架构进行着强力支撑。

　　总之，近代英国家训文化是数个世纪中逐渐积淀而成的家训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其中涌现的家训著述不仅成为英国人倡扬诸如“兄弟和睦相处，邻里相互关爱、周济，夫妻琴瑟和谐”等社会互动模式或“忠于婚姻，尊敬父母，服从权威”等社会伦理的重要介质，也为年轻人甚至广大公众面对生活之不确定性，提供了某种秩序感与精神慰藉。

　　（作者：付有强，系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