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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隔1000余公里的凌家滩和红山文化在玉器上表现出的深度相似是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的坚实证据。

　　▲牛河梁（左）和凌家滩（右）墓葬中随葬的玉人。出土地点相距千里，但深度相似，同样双腿弯曲，双臂回收，双手放在两肩，双目紧闭，凝神进入致幻状态，与神灵沟通。

　　距今6000年，中国史前时代迎来灿烂的转折期。

　　北起西辽河，南到长江，从西部的黄土高原腹地到东部沿海，聚落和人口蓬勃增长：莽莽川谷，处处炊烟袅袅；漫漫沃野，阵阵稻粟飘香。各地史前社会，加速裂变，竞相完成跨越式发展。被苏秉琦称作“古国”的复杂社会组织，如满天星斗，各呈异彩，渲染出“中国式”文明创生的动人画卷。

　　辽西地区，大凌河上游丘陵连绵的秘境，是红山文化的仪式圣地。三重圆环的祭坛，对应太阳在冬至、夏至和春秋二分的运行轨道，宣示着宇宙秩序。积石冢之下，墓圹凿穿坚硬的基岩，安葬着红山社会的统治者。伴随他们的，是蕴含宇宙观和增强通天法力的玉器。

　　长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最“豪华”的墓葬中，经过酸性土壤的千年腐蚀，包括尸骨在内的有机物已荡然无存。但330件随葬品铺满墓室，包括玉器200件，同样多是宇宙观的载体和社会统治者通灵的法器。填土中，是中国史前时代最大的玉器：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的玉猪，身如蚕蛹，獠牙张扬的头部破茧而出，如欲羽化飞升。

　　虽然远隔千里，红山和凌家滩的社会统治者，都以沟通天地的神权为核心，完成古国社会的构建。

　　曾经亲手揭开尘封数千年的文明遗存的考古人，都体验过初见文明真貌那一刻的震撼。

　　2006年盛夏，我在豫西灵宝，发掘仰韶文化最繁荣的庙底沟时期的西坡墓地，经历了20多天的紧张和兴奋，终于完成规模最大的M27号墓的清理。这是目前发现的当时规模最大的墓葬，墓圹占地面积17平方米，深度近2米，需要10个壮劳力工作5天才能挖成。

　　更独特的是，整个墓圹用特制的泥填埋，泥中掺杂了十余种植物的枝叶和果实。狭长的墓室，以木板封顶，上面再覆盖麻布。清理墓室前，大家满心期待，会有丰富的随葬品，揭开庙底沟社会蓬勃发展的谜底。但最后，只在墓主脚下发现几件陶器，能够表现其身份的，只是一对以涂满朱砂的麻布封口的大口缸。

　　这位高1.65米、年龄35岁左右的男性统治者，静静躺在空荡的墓室正中，竟无一物随身。填泥中有野茉莉花蕾的印痕，由此可知，他下葬的时节，正是盛夏。面对他的那一刻，这洒脱的孑然一身，同样让人震撼，更油然生出感动。

　　仰韶文化庙底沟先民，高居第二阶地，以黄土高原的腹心地带为核心，覆盖范围最广，人口规模最大，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积蓄了最深厚的人力和物力基础，但其统治者竟如此“质朴执中”。他们可以聚集宗族，形成百万平方米的大邑，建设占地数百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筑，但淡化以奢侈品表达个人身份。《尚书·尧典》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中国式文明型国家构建方略，隐然已经初具轮廓，如黄土般厚重。

　　与各地区异彩纷呈的社会发展同样令人激动不已的，是我们的文明第一代先民们的千里壮游。他们踌躇满志，朝气蓬勃，有着强烈的探索远方、相互交流的欲望。获得远方的新知识和新物品是显示身份和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由此诞生。

　　相隔1000余公里的凌家滩和红山文化在玉器上表现出的深度相似是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的坚实证据。钺作为权力的象征物，在各地大型墓葬中普遍流行。西坡大墓中的大口缸，在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的大型墓葬随葬品中都有发现，摆放位置大体相同，反映了同样的墓葬礼仪。

　　参与远距离交流的早期文明的统治者们，采取了亲身旅行的直接交流方式，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交流的内容包括密不示人的、只有社会上层才能掌握的神秘知识，需要面传身授；第二，对于这些统治者来说，跋山涉水、经历不同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的长距离旅行，是值得夸耀的、一般民众难以完成的英雄壮举，是提高威望的最佳方式。

　　密切的交流使得各文化区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宇宙观和天下观，逐渐在文化上形成一个整体，那正是历史时期多元一体国家的雏形，被称作“最初的中国”。

　　我们不能低估那些能够组织大规模人力和物力，建造复杂的建筑、绘制生动的彩陶、制作精美玉器的社会精英们的能力和智慧。相信他们在每一次远游后，都会以某种方式记录见闻，勾画最初的“山海经”和“九州图”，展示给本地民众。“最初的中国”的地理范围、山川形势和物产人文必然成为高级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上层的必修课，代代相传。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传授，各地区自然会逐渐形成对彼此共同拥有的、可以相互交流、可以共享核心文化要素的“最初的中国”的共识。

　　文献记载，“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的黄帝，“修德振兵”，征战四方，疆域东到大海，西至平凉的崆峒山，南过长江，北到草原地带。考古资料展示的，是更加壮丽动人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画卷。各地区独具特色的创新发展自成一元，又通过密切交流融为一体。遍布“最初的中国”的“古国”社会如“满天星斗”熠熠生辉，各类型政治构想被广泛实践，并在各地区的“撞击”中不断迸发新的火花。

　　距今5300年前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的促动下，“熔合”各地区“古国”的兴衰经验和“领导策略”，首次完成了构建早期国家的政治实践，成为“最初的中国”形成后，“熔合”式发展的第一个典型，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重要实证。玉器的使用日益规范和完备：既有装饰华美的玉钺，彰显王权和军权；也有琮璧和精雕细刻的“神徽”，展示俯仰天地、入幻通神的宗教特权。以玉为载体的“礼制”，成为良渚王者建立国家制度的重要依托。

　　放眼世界，唯有中华文明的形成，如此气魄恢宏，在覆盖长江、黄河及辽河流域近30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以“多元一体”的形式灿然展开。正是因为在如此广大的空间中，经历了各地区的“裂变”“撞击”和“熔合”，方能孕育出完成各地区一体化的宏大政治构想，周人才得以在距今3000多年前，就以分封制，将“理想的中国”落实为“现实的中国”，创建了人类文明史上统一多民族的政体，此后不断发展壮大，绵延至今。

　　（作者：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之“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整体性研究”课题负责人。）

　　来源 | “三联中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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