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格萨尔》史诗从区域性文化变成中华民族共享文化。促成这种转变的最主要动力是什么？
李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格萨尔》史诗的传播基本上是一种自发的过程。也就是说，《格萨尔》史诗是在商贸、朝圣、游牧的过程中逐渐在西部高原地区传播开。在1950年以后，我们进行了《格萨尔》史诗大规模的抢救、搜集和整理工作，特别是在2004年以后，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保护，使得《格萨尔》史诗的传播方式从过去自然传播变成中华民族共享的当代文化的传播方式。所以，《格萨尔》史诗从区域性文化变成中华民族共享文化的动力来自于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性保护。
▲《格萨尔》。
记者：国家对《格萨尔》史诗做了大量抢救性工作，这些工作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呢？
李锦：中国对《格萨尔》的保护有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20世纪50年代，我们开始抢救、搜集和整理《格萨（斯）尔》的相关资料、文本和表演，对活态实践的说唱艺人给予了鼓励。
▲198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格萨尔王传：降伏妖魔之部》。
第二个阶段是在20世纪80年代。1983年，中宣部下达了7号文件，对《格萨尔》的抢救整理工作做了重要布置，并且由国家民委、文化部、广电总局、中国文联、中国社科院5个部门和史诗流传的西藏、内蒙古、青海、四川、甘肃、云南、新疆7个省区成立了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抢救整理、学科建设、研究人才培养、成果出版、对外交流的队伍。
这一阶段我们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就：一个是我们抢救性地录制了很多说唱艺人的音像资料，并且把一些艺人的录音通过广播进行传播，非常受群众欢迎；另一个就是我们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2000年，杨恩洪（左）与西藏墨竹工卡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桑珠交谈。（图片来源：光明日报）
第三个阶段是2006年以后。2006年，《格萨尔》史诗入选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09年，《格萨尔》史诗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个过程体现《格萨尔》的传承和传播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1983年的抢救整理工作更大意义还是录音、录像、记录和翻译。而2006年以后，我们特别重视活态保护。因为《格萨尔》史诗是一种口头传统，所以一定要通过传承人进行实践才能将精髓传承下来。2014年，文化部又设立了国家级“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对《格萨尔》史诗传统进行整体性保护。内蒙古巴林右旗也获得文化部“中国格斯尔文化之乡”的称号。这就使《格萨尔》史诗得到整体性保护。对《格萨尔》史诗的保护延展到对其产生和流布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保护。
▲对青海省刚察泉吉乡扎苏寺授予“格萨尔文化传承保护基地”牌匾。（图片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内蒙古巴林右旗获文化部“中国格斯尔文化之乡”称号。（图片来源：中共巴林右旗微信公众号）
记者：国家对《格萨尔》史诗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如何促进了它从一种区域文化变为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呢？
李锦：由于国家的重视和保护，《格萨尔》史诗传播出现了几个重大的变化。
第一个是大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文本的出版，促进了史诗传统从区域性文化向跨区域传播。过去的《格萨（斯）尔》是用藏文和蒙文写成的。其他民族里面也有《格萨尔》，但大部分都是使用藏文的本子，没有自己文字的记载。从1983年到2007年期间，我们把大量的《格萨尔》的文本翻译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大增加了传播的受众。现在因为有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文本，其他民族只要有兴趣，都可以去阅读。这样就造就了一个很重要的全民共享的传播路径。
特别是1989年10月，我们出版了一本藏汉双解的《格萨尔辞典》。《格萨尔》里面有很多人名、地名以及各种各样的专用词汇，我们怎样认识它？藏汉双语辞典提供了依据。比如，格萨尔的妻子怎样称呼，人们就可以用藏汉对照的辞典准确地知道在格萨尔传统里面她的藏语称呼为珠姆。到2019年的时候，降边嘉措老师主编的《格萨尔大辞典》出版。因为早期的时候，我们收集的《格萨尔》的文本不太多，所以，2019年出版的《格萨尔大辞典》又增补了大量词条。这就让我们的翻译工作变得有章可循。
▲降边嘉措主编的《格萨尔大辞典》。
2012年，青海省《格萨尔》史诗研究所主持完成了《格萨尔王传》汉译本系列丛书，共有8部200多万字，呈现了格萨尔王传的精华部分，汇集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位专家《格萨尔》藏文文本翻译的佳作。
中宣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提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就是把中国民间文学的精华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来出版，以达到传承与发展的目的。其中包括各省的《格萨尔》史诗。最近，青海卷也已经出版了。这样一个过程，使《格萨尔》史诗首次打破了只在西部高原地区传播的限制。
2020年6月，四川省公布了第二批历史名人名单，其中就包括格萨尔王。他被认为是巴蜀文化的杰出代表，说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文本的传播，已经使得《格萨尔》史诗在巴蜀民众中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同。
第二个变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得格萨尔艺术与当代艺术结合，让表现形式变得多样化。
第一种是民间文学。我们过去的民间文学保护大都采用记录的方式，这些年用格萨尔主题来做文学创作，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代表作有阿来的《格萨尔王》和次仁罗布的小说《神授》。这些文学作品把《格萨尔》史诗和当代艺术结合起来，借由小说来阐述《格萨尔》史诗的核心价值观和艺术之美。
▲阿来创作的小说《格萨尔王》。
第二种是格萨尔题材的唐卡绘制技艺和石刻技艺，催生了格萨尔图像艺术的大众传播。当代社会是一个“读图时代”，图像具有大众传播的独特优势。《格萨尔》史诗一直有丰富的绘画图像表达，图像生产使其大众传播获得支持。这样的图像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叫叙事类的图像，主要是格萨尔的生平和史诗的故事情节；一类叫画像类的图像，主要是《格萨尔》史诗的人物形象。
四川博物院有11幅唐卡，是过去国内唯一一组表现格萨尔生平的唐卡。20世纪90年代，甘孜州嘎玛嘎孜画派唐卡画师们在一起，用十多年的时间创作了《格萨尔千幅唐卡》。将70多部《格萨尔王传》以藏族传统绘画形式绘制成了1288幅唐卡，形象地呈现了《格萨尔王传》中200多个人物形象、历史场景。2008年7月30日，《格萨尔千幅唐卡》作为北京奥运会期间一项重要活动内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另外，四川省甘孜州也发现了丹巴莫斯卡格萨尔石刻和石渠县松格玛尼石经城，从中整理出大量色彩鲜艳、内容丰富的格萨尔石刻图像。
▲2008年7月30日至8月20日，《格萨尔千幅唐卡》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第三，唐卡和石刻图像的积累，进一步催生了格萨尔动漫的创作。动漫是一定要画人和场景的。可是格萨尔究竟长什么样？它的历史场景究竟什么样？这些都依赖于唐卡和石刻的传承。所以，最近格萨尔的动漫创作非常火。2012年6月，海豚出版社推出了五册一套的《格萨尔王》漫画，推动了格萨尔史诗传统在青少年中的普及。据我了解，还有团队正在做动画片、游戏。如果没有这么多年的图像积累，就没有这样大众文化的普及。
▲海豚出版社推出的《格萨尔王》漫画。
同时格萨尔的藏戏也得到了传承和传播。格萨尔藏戏是格萨尔史诗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戏剧专家认为，这是说唱艺术输入戏曲的一种形态。格萨尔藏戏是传统藏戏的一个流派，原来在寺院表演，现在已经变成马背藏戏的系统，每年在民间进行演出，所以这样的演出使得戏剧成为史诗文化传承的重要的载体。
此外，还有很多新形式和载体。比如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演出的大型民族史诗舞剧《英雄格萨尔》、国家一级作曲家扎西达杰创作的大型交响合唱套曲《世界公桑》等等。另外还有很多流行歌曲，比如容中尔甲和阿鲁阿卓的歌曲等。随着这些新兴艺术表现形式的出现，格萨尔的传播路径也变得更多。即使过去从来没有读过《格萨尔》的人，也可以透过舞剧、歌曲等艺术形式来了解格萨尔。同时还有许多格萨尔雕塑。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国家做了大量的保护工作，《格萨尔》才能够从一个区域性文化变成一个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
▲2012年，由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创排的大型民族史诗舞剧《英雄格萨尔》，在西藏人民会堂隆重上演。（杨旭 摄）
记者：文化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格萨尔》史诗在成为中华民族共享文化的背景下有什么时代价值？
李锦：《格萨尔》史诗当下的时代价值就在于它是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契合的一种优秀传统文化。过去，它能够跨越民族边界进行传播的重要原因，在于它希望多民族和谐共居，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把那些战乱中的人民拯救出来。这种核心价值是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的。
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最重要内涵之一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而这一理念在《格萨尔》的核心价值里面表现得很充分。《格萨尔》在历史上的这种跨民族传播的特点也说明它是能够被多民族接受的，所以我认为它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
受访者简介：
李锦，人类学博士。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藏族社会与文化、藏彝走廊等。担任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
监制 | 杨新华
统筹 | 刘佳 康坤全
采写 | 薄辉龙
编辑 | 郭晖
制作 | 胡琪
（编辑：程艳）最新新闻
zgmzzjw@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