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基督宗教研究论坛（2022）暨“基督宗教研究：中国立场与世界视野”学术研讨会在线上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主办，中山大学哲学系协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广州调研基地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科研机构、高校的5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论坛。

　　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郑筱筠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呼吁世界各国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秉持世界视野，立足中国立场，深入研究基督宗教，一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二是要加强宗教中国化问题的研究，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三是要加强学科人才队伍建设，注重培养兼具学术理论、素养和实践运用能力相结合的人才。

　　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伟认为，基督宗教的研究要着重推进交互性的研究。一方面，要重点关注基督宗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尤其是基督宗教与儒释道三家思想理论的互学互鉴、互通互融；另一方面，要关注中国经典进入西方基督宗教世界的适应性问题，围绕传播路径、与当地社会文化的碰撞、实现本土化的方式以及西方世界所作出的回应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广东省基督教协会会长、广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广州调研基地负责人郭云认为，深入推进基督教中国化，需要构建一种融通本土化与全球化的理论体系，开展基督教中国化实践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唐晓峰在闭幕致辞中说，秉持中国立场与具有世界视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基督宗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决定了对其研究时必须秉承世界视野，包括对基督宗教各派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历史、现状及其在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梳理，以及对基督宗教教义教理、经典礼仪的探讨；另一方面，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以及中国学者所承担的学术使命和职责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必须坚守中国立场，既要对中国基督宗教历史和现状进行客观公正的研究，又要面对时代问题和挑战，作出积极回应。

　　基督宗教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需要

　　“基督宗教想要在中国扎根，就要变成中国的基督宗教，而不是在中国的基督宗教。”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袁莎在题为《基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督教中国化》的发言中指出，基督教中国化需要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高度融合，按照中国人的智慧、信仰体验、文化资源和生活习俗，以中国意识、中国精神和中国话语建立起中国特色神学。同时，基督教中国化也要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断与中国社会发展相契合。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贺璋瑢在题为《小山村的十字架之昭示——对玉石村天主教信仰“中国化”的考察》的发言中指出，在学界开始热议“中国化”这个概念之前，很多地方就已经开始践行这一理念，广东省揭西县棉湖镇玉石村的天主教会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天主教在中国乡村社会立足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与中国乡土社会文化相互融合后发生嬗变的过程，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中国化”。

　　安阳师范学院教授刘志庆在发言中提出，要特别重视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切实推动天主教领域重大问题研究，推动理论创新，紧紧围绕神学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人才建设、文化建设、场所建设6个方面展开广泛深入调研，对坚持我国天主教中国化方向进行全面设计。

　　复旦大学教授范丽珠在发言中认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同时，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各种异端邪教也产生了。如何应对异端邪教不仅是教会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治理需要面对的问题。

　　文明互学互鉴推动基督宗教中国化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游斌在题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从“身”“家”观念看中国心性神学的建构》的发言中认为，在中国化基督教思想体系的建构中，心性神学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儒家有着悠久的心性论传统，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中国化的进程中也发展出了心性学理论，这为基督教心性神学的构建提供了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既依据基督教自身的经典传统，吸收基督教自身的思想资源，又按照儒家传统的心性学结构和关键术语进行重新整合，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深具中华文化风格的心性神学。”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向平在题为《人本敬畏与神本敬畏——基于儒教与基督教道德心态的比较》的发言中，以道德心态的视角对儒教和基督教进行了对比：儒教出于人本敬畏，基督教则是神本敬畏。儒教的人本敬畏基于天命、大人和圣人之言，以性善论为预设，以成圣为目标，以修身为行动，强调“诚”的道德心态；基督教的神本敬畏以上帝敬畏为源头，以性恶论为预设，以遵守律法为行动，强调“信”的道德心态。

　　上海大学教授肖清和在题为《从符合论到容贯论：明末清初天主教的道论及其影响》的发言中认为，在天主教入华前，儒释道三教已经发展出丰富的道论思想。天主教来华后，以耶稣会士为主的传教士用儒家道论的术语论述天主教，到明末清初时逐渐形成了天主教新道统论思想。至清康熙帝时期，礼仪之争爆发，传教士提出了新的道论，其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传统的道论思想，也影响了后世关于“道”的翻译。

　　中山大学副研究员洪晓纯在题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圣经〉汉译：李问渔和马相伯》的发言中，对比了同时期的天主教知识分子李问渔和马相伯的《圣经》汉译本，从术语、句式、语体、神学内涵等层面归纳了二者的差异，认为李氏所使用的术语沿袭了前代天主教传教士所确立的范式，遵照汉语文言的句式行文；马氏所用语体则更接近于新教译者语境的“浅文理”，注重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术语来传达《圣经》义理。

《中国民族报》（2022年11月15日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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