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节这天，遥远而神秘的世界屋脊传来捷报：一群年轻的科考队员登顶珠穆朗玛峰，完成“巅峰使命”。自此，已经持续5年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在科研的标尺上划出崭新刻度。

　　2017年是此次青藏科考初始之年。作为新华社记者，我们跟随科考队挺进羌塘无人区。我有幸采访、见证了科考的起步、记录下一段历史，也由此对青藏科考产生了持久兴趣和深厚感情。

2017年6月，记者在青藏科考色林错营地帐篷里写稿。

　　回顾那段风霜扑面的万里征程，我们随科考队员在平均海拔5000米的“生命禁区”爬冰卧雪，不断挑战身体的极限。一次次意外事件，让我们直面生死考验。

　　一个雨夜，我和两位同事返回大本营途中迷失在茫茫艽野，车轮陷入泥沼，手机信号微弱，电量即将耗尽，几经周折方从绝境脱险;一次随科考队在纳木错钻取湖芯时，我们的摄影记者和一名科考队员不慎跌入冰冷的湖水，幸有救生衣在身才浮出水面最终获救……

　　这些令我落泪的画面至今历历在目。这段经历也让我明白，每年出野外数月之久的青藏高原科考队员，长年累月面对着怎样的危险。也正得益于这难得的“嵌入式”采访，让我可以近距离观察和亲身体验科考队员的工作与生活。

2017年9月，记者在青藏科考玛旁雍错营地。

　　艰险，威胁着科考队员的健康和生命。

　　在海拔5150米的唐古拉山龙匣宰陇巴冰川营地，我们与冰川学家徐柏青“高谈阔论”，听他讲述在海拔7000多米的冰芯钻取点，帐篷如何被大风撕成一条一条;营地遭遇棕熊袭击、野狼包围时，是多么可怕可气又可笑;还有一次在暴风雪中找营地找了一宿，天亮才发现，原来整夜跋涉都是在围着营地打转……

　　但是，当提及一位在冰川遇难的科考队员时，他不再谈笑风生。借着夕阳的余晖，我清楚地看见泪珠从他脸上扑簌而下。

　　挫败，不断磨炼着他们的意志和耐力。

　　湖泊考察队员许腾在色林错作业时，遇到“墙一样高”的巨浪。漂泊十五小时返回时，他的脸上还带着湖水留下的斑斑盐渍。由于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浪，他们不仅没有取到湖底沉积物样本，还在匆忙撤退中不得不把三只锚留在湖中。

　　他的队长王君波视之淡然：科研过程本就充满了不确定性。有时一天的工作不会有任何收获，一次科考也往往不会带来多少有价值的发现。

　　是的，科研并不都是成功登顶。与老一代青藏科研人员一样，今天的科考队员们，仍要在枯燥孤独的日常工作中，为获得最终的科学突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守。

　　但是，青藏科考队员绝非一群无情探讨客观信息的人。

　　在我看来，他们是胸怀祖国、献身事业的赤子，是敢于登攀、百折不挠的勇士，是侠骨柔肠、诗意远方的行者，是睿智豁达、淡泊乐观的哲人。

　　他们教给我的不止科学，更让我懂得：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境界更高的山。

　　徐柏青20多年来常在苦寒之地与冰川为伴，却一直甘之如饴。他说，青藏高原也是全球科研人员的竞技场，中国科学家理应一往无前。冰川中暗藏着许多奥秘，千方百计找到答案的过程本身就让人着迷。也曾对一座座科学高峰心生惧意，但心心念念的仍是登顶，甚至会觉得，没有经历过艰险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这番话语，让我见识了精神品格的大气象。

　　“燕儿，嫁给我吧!”当科考队在阿里迎来“七夕”，年轻队员赵亚鹏透过我们的镜头向远方恋人真情告白。当时我想摘朵野花给他做求婚道具，他说不忍，一笑婉拒——这份大爱，已经推及一草一木，已经超越儿女情长。

　　几头藏野驴，一群藏羚羊……寥廓的那曲草原上，我们跟随李欣海副研究员的越野车观测高原野生动物。驱车行进中，双方通过步话机纵情高歌对唱;邂逅撒欢儿的高原“精灵”时，我们使用长焦镜头和望远镜拍摄静观——这段旅程，启示着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长期工作在青藏高原的生物学家夏武平，曾以高原牦牛精神形容科技工作者的追求：“忍处恶劣的条件，啃食低矮的青草，提供浓郁的乳汁，充当高原的船舶，不畏艰苦，忍辱负重，不计报酬，但求贡献。”

　　考察藏北生物与生态变化情况时，我也曾请杨永平研究员以一种高原植物比拟青藏科考队员。不是著名的雪莲，也不是光鲜的塔黄，他的手，指向了一丛最不起眼的小草——紫花针茅。他说，这种小草，既能固沙，又是牧草，在高寒、干旱的藏北地区分布很广。它最像青藏科考队员——默默无闻，恪尽职守，适应艰苦环境，富有开拓精神……

　　杨永平参加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时还是名学生，这一次他则带着自己的学生投入新的工作。他说，很多基础研究领域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成果。科研人员要像小草一样顽强，也要像小草一样耐得住寂寞。老一辈科学家团结奋战、无私奉献、不计回报的精神，需要有志青年传承。

　　高原牦牛，紫花针茅，都是青藏科考队员惟妙惟肖的精神画像。当这样的研究者接续来到神奇的世界屋脊，怎能不探究出无限奥秘!

2018年8月，记者在西藏阿里与青藏科考队员合影。

　　4月底，我又来到北京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采访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队长姚檀栋院士,以及徐柏青研究员。正为珠峰科考做准备的他们期待着新的探索和发现，出征前的兴奋让他们的眼睛闪闪发光。我相信，这光芒也曾点亮由孙鸿烈院士带领的第一批青藏科考队员的眼神，并将在新一代科考队员中传递理想信念的火种。

　　经过半个世纪的攀登，青藏科考队终于登顶珠穆朗玛峰。穿越半个世纪的风雪，青藏科考队走出了数十位两院院士，造就了大批活跃在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一线的中青年骨干。这支队伍终将汇成献身科研、报效祖国的千军万马，征服一座又一座科学的巅峰。

　　致敬青藏科考,致敬不懈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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