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成功释读象形文字，标志着埃及学的诞生。两个世纪以来，埃及学因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始终处于显学地位，在考古、语言、文字、历史、建筑、艺术、文学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埃及学为古埃及文明的构建提供了丰富史料，为人类关于自身历史的认知给出了个性样本，为国际学术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已成为当前各国构建国际学术话语权、传播各自文化认同的重要平台。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当下，对两百年来埃及学的学术历程进行梳理、反思其史学经验、展望其发展趋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作为求实的埃及学。古埃及文明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持续到公元7世纪中叶，然而古埃及人没有研究和书写历史的传统，公元前3世纪早期埃及祭司马涅托撰写的《埃及史》是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产物。从5世纪起，埃及本土语言文字逐渐停止使用，古埃及辉煌的文明被淹没在历史长河里。在接下来的1000多年里，人们主要通过希腊罗马时期古典作家的零星记载，了解片面零散的古埃及文明史。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游历者把在埃及的所见所闻传播到欧洲，引起时人对古埃及文化的关注。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古老文明大门，异国风情的文物和画作传回法国，传播到欧洲各地，激发了人们对古埃及文明的热情，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破译古埃及文字的热潮。1799年，罗塞达石碑的发现为古埃及文字的破译提供了关键素材。商博良凭借掌握多种古代语言的优势，通过对比罗塞达石碑上的古希腊语铭文和古埃及语圣书体铭文中的王名，成功地破译了古老文字的密码，觅得了“回归”古埃及文明社会的钥匙。作为研究古埃及文明历史和社会的一门综合性专门学科，埃及学由此诞生。

　　在整个19世纪，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学者，如贝尔佐尼、列普修斯、马里埃特、马斯帕洛、皮特里等，踊跃投入到对古埃及语言文字解读和古迹遗存考古发掘的学术事业中，探察并记录古埃及历史遗迹，抄录古迹铭文，在不断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完善埃及语法，提升文字释读数量，研究很多重要历史问题，构建起古埃及历史的基本面貌。英国学者皮特里的序列年代法和《埃及史》、美国学者布列斯特德的《古埃及史：从原初时代至波斯征服》，是对19世纪埃及学成就的总结，也是对20世纪埃及学征程的开启。

　　进入20世纪以后，埃及学研究凯歌前行。英国学者加德纳爵士的《埃及语法》、德国学者埃尔曼和格拉波等人编著的五卷本《埃及语词典》，是埃及学的重大成果，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埃及学的发展。法老图坦卡蒙陵墓的发现、阿斯旺大坝的修建以及随之展开的抢救性发掘和阿布辛拜勒大神庙整体迁移等，把埃及考古推向高潮。20世纪70年代之后，聚落考古的盛行、语言文字研究的深入，不断为学术研究提供新材料，使人们形成了有关古埃及文明的新洞见。目前，有关埃及人的来源、埃及文明起源、埃及历史发展阶段、埃及王朝更迭、金字塔、帝王谷、神庙、文学、宗教等，学界已形成很多共识，英国学者伊恩·肖的《古代埃及史》可谓埃及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

　　从一个又一个古埃及文字的释读，到一个又一个历史事件的澄清，再到古埃及历史的成功书写，都是各国学者的智慧结晶，是埃及学求真求实研究的结果。对于一个没有书写历史传统的古老文明而言，这种史实重构至关重要。当然，考古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史学家等正在利用新科技进行史实建构，为埃及学的发展提供不竭素材。

　　第二，作为求是的埃及学。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是埃及学的一种学术路径，但绝非唯一方式。从20世纪中叶起，埃及学家们开始在求实的基础上探索古埃及历史规律问题。

　　王权是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课题，很多学者对其充满兴趣。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学者亨利·弗兰克福特考察了古埃及王权神圣属性的各种表现形式和来源，探讨了法老权力和权威的变动性，强调了王权研究对于认识古埃及文明乃至近东文明的重要意义。90年代，美国学者欧康纳等人编著的《古埃及王权》一书，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揭示王权的本质，剖析王权与祭司集团权力博弈对王朝变更的规律性影响。

　　20世纪30年代，受到人类学仪式理论的影响，A. M. 布莱克曼探讨古埃及神话与仪式的关系，强调神话对仪式的描述作用，认为古代近东宗教仪式体现了近东文化模式的扩散过程。这种观点引发了激烈讨论，埃及学界也展开了论争。随着争论的进行，学者们越来越将古埃及宗教仪式与王权和社会结合起来，认为仪式对古埃及社会的相对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70年代，学者们开始关注古埃及人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记忆。加拿大学者D. B. 瑞德福根据法老王名表、年鉴、日行书和马涅托的《埃及史》残篇等，认为古埃及人没有书写历史的传统，但有历史意识，以简要方式记载他们认为重要的历史事件。英国学者B. J. 凯姆普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解剖古埃及文明，赋予古埃及器物和仪式以意识形态功能，探寻古埃及王权稳定发展的规律。德国学者杨·阿斯曼从文字、信仰等方面考察古埃及人的文化记忆，认为古埃及人所持的是一种冷记忆，将埃及统一国家形成时期的王权和社会视作完美状态，在法老历史上不停地追求和重演这种完美社会，并将其作为解释古埃及王权持续三千多年的原因之一。

　　第三，作为求思的埃及学。西方学者从王权、仪式、文化记忆等角度探讨古埃及社会发展内在逻辑与规律问题。埃及学的研究对象是古埃及，即埃及古代史。具有规律探讨性质的埃及学研究，虽可成一家之言，但若囿于纯学术问题的探讨而不顾及研究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那么对于埃及之外的人们或埃及学科以外的学者而言，难免有一种“隔岸观景”的感觉。

　　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活着的过去”。他的意思是历史研究在于出思想，对历史事件进行由今及古的思考，给出符合当代现实需要的客观规律性解释。实际上，这与中国传统史学“鉴古知今、经世致用”的追求一致，即“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往古者，所以知今也”。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埃及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比西方埃及学晚了一个半世纪。但是，中国埃及学从一开始就以史学研究为出发点，以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注意将其与中国史学的发展结合起来，研究古埃及国家和文明起源、奴隶制、土地制度、丧葬习俗、王朝更迭和历史变迁等。这些研究既有时代特色，也有学术特点。20世纪90年代关于“东方专制主义”问题的大讨论，则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美国学者魏特夫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东方专制主义”概念，扭曲了古代东方历史。到八九十年代，其观点仍对欧美乃至我国学界有所影响。我国学者从多个文明的历史出发，对这一假说进行批驳。一些学者运用古埃及历史事实，揭示了治水专制主义的谬论，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一错误学说，进而扩展到对古埃及文明进程和社会演进规律的研究。90年代以来，我国埃及学者对古埃及文化、文字、对外关系、经济模式等问题的研究，将国际埃及学发展与我国社会现实需求紧密结合，对实践问题和学术问题作出回应，旨在提出中国学者关于古埃及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学术思考。

　　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需要站在人类悠久历史的长河中、置于世界发展的大局中，由古及今、由近及远，才能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这就需要我国埃及学界立足当下、回看过往、面向未来，总结古埃及人治理社会的得失，揭示古埃及文明兴衰的根源，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说，发出具有国际影响力、体现时代需求的思想先声，构建出新时代中国埃及学的国际话语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学术智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埃及新王国时期行政文献整理研究”（18DZA206）阶段性成果）

　　（作者：郭子林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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