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即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是欧洲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商业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的变化，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以往对近代早期的研究，大多强调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及引起变化的原动力，如个人主义、商业化和资本主义等，而对社会转型的一种重要面向即社会重构重视不够。推动社会重构的因素有哪些？又是如何发生的？本期刊发的文章分别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近代早期的法国历史着手，旨在探讨传统的熟人社会解体后，国家在推动现代性社会重构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史上，19世纪是布克哈特的世纪，20世纪是汉斯·巴隆的世纪，两人都高度重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在他们看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是欧洲中世纪的终结，现代性世界的开端。但是，两人的观点有所不同。布克哈特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实质是个人主义的兴起，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代表人物是那些极重荣名的文人，如但丁、彼得拉克和薄伽丘等。与此同时，这种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也给意大利带来了严重的道德问题。巴隆认为，布克哈特忽视了佛罗伦萨悠久的公社传统。1402年，在米兰公国的军事威胁之下，佛罗伦萨人文主义与公社传统相结合，发展出“公民人文主义”，即主张积极参与政治，维护国家独立和自由的现代意识形态。晚近学者詹姆斯·韩金斯认为“巴隆命题”是对布克哈特解释的补充，两者并不矛盾。在他看来，在一个利己主义盛行、政府的合法性缺失、罗马天主教遭遇危机的时代，以布鲁尼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呼吁献身精神、爱国主义和服务于公益，唤起了人们的公共责任感和社会良知。布克哈特看到了个人主义带来的种种病症，却没有看到它们的治疗过程。本文将跨出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范围，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探讨个人主义兴起后的社会重构问题。

一

　　文艺复兴时期，即14世纪晚期到16世纪，是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该过渡是从意大利开始的。早在12、13世纪，意大利就是欧洲城市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中佛罗伦萨是欧洲银行业的中心，也是高档毛呢的生产中心。它从法国香槟集市购买粗毛呢，运回本地进行精加工，再卖到利凡特和欧洲市场。佛罗伦萨编年史家乔瓦尼·维拉里记载，14世纪40年代佛罗伦萨约9万人，其中3万人从事毛纺生产。但是，受制于欧洲农本经济的大环境，意大利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并未获得长足发展。意大利城市的商品生产仍然是小商品生产，意大利商人从事的地中海贸易主要是满足欧洲封建贵族的需要。意大利城市社会是面对面的熟人社会，家族、同行和邻里束缚着个人。但是，到14、15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们可先大致了解中世纪佛罗伦萨的社团和团体。首先，家族。在佛罗伦萨早期历史上，有大量来自周围乡村的中小贵族。他们聚族而居，在城内修筑塔楼，相互械斗，严重干扰城市社会秩序。1293年佛罗伦萨颁布《正义法规》，禁止有恶名的贵族家族成员担任政府官职，并要求他们缴纳保证守法的押金，才将桀骜不驯的贵族制服。但是，贵族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是“归尔夫派”的领袖和核心成员，代表着佛罗伦萨过去的政治传统。其次，行会。行会是在市民反抗贵族统治的斗争中形成的，以同行业为基础，争取自身权利。最早出现的是富有的或有地位的大行会，如呢绒制造商行会、钱币兑换商（早期银行家）行会、法官和公证人行会。到13世纪，佛罗伦萨共有21个行会，其中7个大行会、14个小行会。在市民获得城市自治之后，行会仍发挥重要作用。只有行会成员才有资格参政，政府官职按比例在大、小行会中划分。再次，邻里组织。佛罗伦萨有4个城区、16个行政区和为数更多的教会堂区。在市民反抗贵族统治的斗争中，最初的民兵以行会为单位组建，但由于行会成员大多居住分散，为了便于训练和迅速投入战斗，于是改由以居民区为单位，这是佛罗伦萨行政区的肇始。公社成立后，行政区成为政府的基层组织。执政团和立法会议的选举从这里开始，税收也以行政区为单位统一征收。军事、政治和税收方面的紧密联系，使行政区成为利害相关的邻里共同体。澳大利亚史学家F.W.肯特说：“属于城市某一特定地区赋予一个人身份，就如同其职业赋予他身份一样。”堂区原本是宗教性质的，同一堂区的信徒出席集体宗教仪式，去世后葬在共同的墓地。在此基础上，13、14世纪还发展出以平信徒为主的兄弟会，主要从事教友之间的慈善和互助活动。

　　14、15世纪欧洲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下层民众起义、封建战争连绵不断，史称“中世纪晚期的危机”。其中，1347—1351年爆发的“黑死病”影响最大。据佛罗伦萨编年史家马泰奥·维拉里记载，在1348年的恐怖之夏，佛罗伦萨失去了60%的人口。“黑死病”不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还使既有社会组织解体或重要性下降，推动了佛罗伦萨个人主义的兴起。

　　首先，天灾人祸的影响。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道，“黑死病”爆发后，“城里的人们竟然你回避我，我躲避你，街坊邻居，各不相顾，亲戚朋友，断绝往来”。因为执法的官员和神父们都死了，使得“城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荡然无存”，“每个人简直都可以为所欲为”。这一时期的战争和其他人为灾难也有类似影响。彼得拉克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从圣城罗马到一向和平的威尼斯，从托斯卡纳、热那亚到遥远的高卢和不列颠，整个世界都处在内斗或外战之中。那么，生逢乱世的人该怎么办？在作者看来，唯有加固自身的灵魂。他说：“不要不愿意独处，只要你与自我同在。如果失去自我，即使与人同在，实际上你也会孤独的。”

　　其次，大量移民涌入的冲击。佛罗伦萨是一个移民城市，但是当城市就业机会接近饱和时，旧移民对新移民采取了排斥态度。1348年“黑死病”爆发后，佛罗伦萨劳动力奇缺，但在小行会保护主义的压力之下，佛罗伦萨政府仍颁布了禁止郊区人口进城务工的法令。但是，该法令只在封建势力强大的近郊有一定的效果，对边远山区的人口毫无约束力。美国史学家萨缪尔·K.科恩认为，1348至1379年佛罗伦萨人口增长了40%，其中主要来自外来移民。大量移民涌入冲击了旧有的熟人社会，山区人口也将独立自主的精神带入到城市。

　　移民的涌入，引起了旧移民尤其是归尔夫派的强烈反应。1378年，他们以清除残余的吉伯林派为由，“告诫”近百名市民不得担任市政官员，其中绝大多数是新移民。大行会中的新移民、小行会师傅和以梳毛工人为主体的雇佣工人一起，挫败了归尔夫派的企图，建立了平民政府。但是，当梳毛工人再次走向街头，要求保障就业、扩大在政府的代表名额时，遭到了平民政府的镇压。1382年，精英阶层（以银行家、大商人为主体）抓住平民政府受到归尔夫派和雇佣工人双重夹击的机会，以“全体人民”之名发动政变，掌握了政权。

　　再次，资本主义兴起带来的变化。“黑死病”改变了欧洲的消费结构，由于大量人口死亡，劳动力价格上升，使得普通人的消费需求增长；与此同时，由于封建主陷入“收入危机”，传统的精英消费需求下降。佛罗伦萨的支柱型产业，即再出口毛纺工业受到严重冲击。1378年的“梳毛工人起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为了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佛罗伦萨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改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阿布鲁佐进口羊毛，生产在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市场畅销的中档毛呢；大力发展丝织工业，迎合欧洲宫廷和上层精英的新时尚；引入并发展新工业，如玻璃制造业、造纸业和印刷业等。

　　佛罗伦萨经济结构的调整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新毛呢采用外包制，即羊毛商人将纺织工作分发到郊区农民家庭去做，再将毛呢成品收集起来卖出去。以这种方式，他们避开了城市行会的限制，成为支配生产的商人资本家。丝织业由于兴起较晚，受行会束缚小，银行家和大商人更容易渗透。新兴工业大多是资本集约型行业，生产在大的手工工场进行，雇用了许多工人。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动了佛罗伦萨个人主义的兴起。为了便于个人投资，析产制在佛罗伦萨发展起来，财产不再由家族共同所有或受家族控制。14世纪晚期佛罗伦萨出现了大量个人请愿，要求解除与家族的连带责任。美国史学家马文·B.贝克尔说：“随着社团和团体连带责任的衰落，个人越来越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此外，资本主义将人带入到复杂的、充满竞争的经济世界，也导致人际关系疏离。佛罗伦萨羊毛商人乔瓦尼·莫雷利在回忆录中写道，“决不相信任何人；做事光明磊落，尽量与亲戚和朋友保持联系，而不要同陌生人纠缠到一起”，“尤其是——并将此牢记在心——决不为已经破产的人承担任何债务，不管他是你的亲戚或朋友”。

二

　　事实上，在佛罗伦萨传统社会解体、个人主义兴起的同时，国家权力推动的社会重构已经开始。

　　1958年，意大利史学家费德里科·沙博发表论文《存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吗？》，指出15、16世纪的意大利确实出现了国家，但不能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等同于19、20世纪的现代国家，因为它们缺少现代国家的一些基本要素，如民族认同和边界。这种差异使得学术界对文艺复兴时期国家的称呼混乱，有人称“领土国家”，有人称“区域国家”，还有人称“领主国”。撇开上述概念之争，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出现了不同于中世纪城市公社的新型国家却是不争的事实。它们是在14、15世纪意大利兼并战争中形成的，统治范围远远超出了过去的城市和郊区；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它们是最早借助任命的官员进行理性管理的政权，开现代性官僚制国家之先河。就本文而言，笔者主要关心佛罗伦萨国家在社会重构中的作用。

　　1382年上台的精英政府，面临内部分裂、外部强邻环伺的严峻形势。为了走出困境，他们力倡“共识”，主张将“公共利益”置于社团和团体利益之上。为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

　　首先，在扩大政治参与的同时，加强中央集权。精英政府取消了只有行会成员才有资格担任政府官员的规定，一方面削弱了行会的势力和影响；另一方面使有资格担任政府官员的人数大大增加。1382年被提名的候选人为5350人，1391年上升到6310人。家族背景也不再重要。1428年，布鲁尼在《南尼·斯特罗齐葬礼演说》中说：“美德和廉洁是本城对市民的要求。任何人，只要具备这两种品质，就被认为天生拥有管理共和国的能力。”事实上，布鲁尼本人只是一个新移民，但却长期担任共和国国务秘书要职。他的前任科卢乔·萨卢塔蒂也是新移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有助于唤起佛罗伦萨人的公民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

　　但是，由于精英对民众的不信任，以及复杂的政治事务需要专业化管理，佛罗伦萨的实际权力越来越多地向少数人集中。因此，有学者将1382—1434年精英的统治称为“寡头统治”或“显贵专权”。他们主要通过控制选举、任命“特别委员会”以及聘用专家进行管理这三种方式加强统治。

　　其次，加强法制建设，公平施政，提高政府的公信力。15世纪初，布鲁尼在《佛罗伦萨城市颂》中宣称，在政府有效的治理下，佛罗伦萨秩序井然。“这里没有人遭受伤害；没有人被迫让渡自己的财产，除非他本人愿意”。这与14世纪人文主义者、编年史家笔下的佛罗伦萨迥然不同。那么，佛罗伦萨是怎样实现由乱而治的？笔者认为，与政府的三项政策有关：

　　一是从解决经济纠纷入手，诉诸法律，重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1308年，佛罗伦萨成立商人法庭，用于处理各种商业纠纷，保护投资人利益。14世纪中后期，基于家族和熟人关系的信任下降，资本主义经济生长，商人法庭的重要性上升。1394年佛罗伦萨将商人法庭的权力写入宪法，使该法庭受到国家的支持和保护。二是加强司法管理，打击犯罪，维护公共秩序。佛罗伦萨的司法制度复杂，精英政府在不改变旧体制的前提下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革，包括扩大国家刑事法庭即督政官法庭的管辖权，逐渐将行会和邻里共同体法庭处理的案件收归中央；对针对人和财产的犯罪提起公诉，14世纪晚期佛罗伦萨法庭受理的公诉案件首次超过自诉案件；充实执法队伍，贝克尔估计14世纪后半期佛罗伦萨警察人数增加了一倍。政府的努力收效明显。莫雷利在15世纪初说，“佛罗伦萨人过去用剑解决争端，现在则用豆子”。（豆子，佛罗伦萨选举时用的选票）三是改革税收制度。佛罗伦萨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强制借贷，即摊派公债，通常由少数富人承担。对于富人来说，强制借贷与税无异，是对其财富的掠夺。因此，他们总是利用亲戚朋友关系，尽可能少交。但在其他社会阶层看来，富人可以通过公债利息积累财富，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为了缓解税收矛盾，并满足战争时期政府不断扩大的开支，佛罗伦萨进行了税制改革，其中最著名的是1427年推出的“财产申报税制”。新税仍属于强制借贷，但征收方法变化很大。它要求所有佛罗伦萨居民向政府提供详尽的财产和债务清单，在此基础上确定各自应缴税额，税率为扣除债务和减免后剩余资产的0.5%。新税制不仅解决了政府迫切需要的收入问题，而且由于相对公平，得到了社会各阶层普遍的认可。

　　再次，推行原重商主义政策，将行业保护转变为对整个国家经济利益的保护。传统观点认为，重商主义是16、17西北欧早期民族国家推行的经济政策，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但贝克尔的研究表明，早在14世纪末，佛罗伦萨已经出现了“原重商主义”。如前所述，“黑死病”爆发之后，欧洲人口锐减，经济萧条。为了争夺有限的市场，欧洲城市和王朝国家纷纷采取排外经济政策，意大利在海外和欧洲大陆的利益受到重创。为了保护佛罗伦萨自身的毛纺工业，政府于1393年颁布法令，对进口的精制毛呢课以重税。与此同时，政府还颁布了禁止贵金属出口，禁止佛罗伦萨人为外国船只运来的商品投保等法令。原重商主义政策还表现为14世纪末、15世纪初佛罗伦萨大规模地向外扩张。1406年和1421年，佛罗伦萨先后吞并比萨和里窝那，从而使这个内陆国家有了可供支配的出海口。

　　巴隆和随后的“剑桥学派”政治思想史家如波考克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开启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新时代，即大西洋共和主义。但韩金斯认为，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政治思想是后意识形态的产物，人文主义者重视现实，不为抽象的政治理念所左右。以上分析表明，转型时期的佛罗伦萨面临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复杂局面，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可以指点迷津。但是，以人文主义者为代表的佛罗伦萨人对人类智慧充满信心。通过倡导共识，改革税制，推行原重商主义等一系列措施，佛罗伦萨成功化解了因个人主义、利益多元化引发的社会危机，实现了个人和国家的双赢。尽管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在外族入侵和商路转移的双重打击下，佛罗伦萨不再引领欧洲，但是，佛罗伦萨治国理政的经验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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