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包括东海航线、南海航线和太平洋航线。历史上，三大航线不断延伸，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海上交通网络。本文所谈及东南亚的华商，主要涉及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东南亚航段，主要包括三大部分：一是从沿海港口经南海的航路。这一航路还应包括从中国西南陆路出发，经中南半岛河道出海的航路。二是从南海地区港口出发驶向别的国际海域的航路。三是东南亚海域内的各条分支航路。

　　“海上丝绸之路”因应国际商品交易的产生而产生。其背后必不可少的要素是人员的流动，包括游走于陆地上的商人，航行于“海上丝绸之路”主航线和各条支线上的商人，还有提供服务的各色民众。所有这些人员中，华商是主体。东南亚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重要“航区”，也是华侨的最早出国地。到了近代，东南亚还成了华侨流向更遥远地方的中转地。历史上的“下南洋”者，主要是广东人和福建人。他们在东南亚所从事的各种各样的职业中，从商是主体。从商者又分为两部分，一是居住地的营商者，二是航行于各条航线上的运输商。他们多基于地缘关系进行集结，逐渐在居住国形成了一个个华商群体。

　　根据“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航路情况，东南亚华商群体大体上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东南亚半岛地带的“水陆并合型”国家的华商，在其所属“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圈展开贸易活动；二是东南亚海岛地带的“水路型”国家的华商，以国际交通要道为主要定居点，航行于相关水域，人数较多，主导的内外贸易量大；三是“陆路型”国家，东南亚国家中只有老挝属于这种类型，但老挝华商并没有游离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圈之外。

　　在“水陆并合型”国家中，邻近中国的越南华商尤为令人瞩目。他们集地缘、商贸、宗教和伦理于一体，其中地缘因素最重要。在清代，包括广帮公司、香港帮公司、福建帮公司、潮州帮公司等，凭借同族同乡关系开设商号，在各地通过行号联系，建立商业网，俗称“联号”。到19世纪上半叶，已经形成了遍布越南城乡的华人商业网。在其中心，是华侨大资本；在其外围，是遍布于广袤城乡的批发商、零售商以及肩挑背负、走街串巷的行走小商贩。这个华商网络与越南国内的华侨农业生产区和当地市场相通，也与中国市场相通。通过一个个华侨商号作为结点的有机组合和有效运转，不仅维系和调剂着越南社会生产与销售之间的平衡，也极大地繁荣了越南市镇。尤其是华侨经营的零售杂货店，多是家庭式小店，举凡生活所需，各色俱全，深受当地人民欢迎。各个华侨商号还远及柬埔寨、老挝、泰国、新加坡各地。

　　此外，对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柬埔寨，华商一般都先选择较容易致富的下柬埔寨地区定居，其中以潮州籍最多，广肇籍次之，其他为客家籍、闽籍、海南籍，比例不等。前往泰国（暹罗）的华商自元代以后就络绎不绝。到曼谷王朝时期，王室对经商甚感兴趣，而在首都曼谷的商人中，大部分是华商。其中，运输商（主要是潮州人）和贸易商与泰族上层开展合作，促进了曼谷与潮州各港口间的贸易。拉玛五世早期，居住在曼谷的华侨多半是福建人，主要从事贸易和航运。缅甸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到晚清，缅甸与中国的贸易已经形成了“一江多港”格局：“一江”，指伊洛瓦底江；“多港”，包括伊洛瓦底江沿岸各个区段的多个贸易港口。中国西南边民和华商活跃在伊洛瓦底江沿岸，形成了一个广袤的市场体系。

　　总之，在“水陆并合型”的中南半岛“海上丝绸之路”中，北部支线包括中南半岛河道及其沿岸接通货物来源地的陆上交通线，历史上与南海航线相互连通；中南半岛的重要河道，则通过陆路与中国西南地区连通。应指出，除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外，中国西南地区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来源地。广义上，中南半岛与“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连通的河道，以及中国西南地区的相关陆上交通线，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活跃在这些水路和陆路上的华商，也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网络中的成员。

　　在“水路型”国家和地区中，马六甲海峡地区是东南亚华商最活跃的地区。这里的华商主要从事地区内的国际贸易，也进行对华贸易。他们的商贸活动带动了周边内陆地带的商贸活动和经济发展。马六甲王国作为早期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的货物交换转口港，曾吸引了一批商人来此停留和进行贸易。居住在槟榔屿的华侨以闽、粤实力为大。闽商以财产多著称，粤商则以人多闻名。华商对槟榔屿的商业开发贡献甚巨。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逐渐成为东南亚的商贸中心。新加坡华侨中，闽籍人约占十之七（主要来自厦门），粤籍人约占十之二三。槟榔屿和新加坡因而先后成为当时海外中华文化最活跃的两个地区。

　　历史上的马来亚分为马来半岛和北婆罗洲两部分。早年到马来半岛地区的华侨是零散的。19世纪下半叶马来半岛发现锡矿后，一批又一批华侨成群结队地来到马来半岛，后来大小华商多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很多华商是为采矿业服务的。文莱是历史上东南亚海岛地区最早出现华商的国家。他们主要是从事中—文贸易，有人因此长期驻地经商，到第二代后成为当地居民。文莱华商以海南籍居多。

　　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和爪哇岛一带，自古以来，来自中国的使者、商旅不绝于途。郑和下西洋时，东爪哇杜板、苏门答腊南部的巨港等已形成“千余家”的华人聚居区。华侨大量移居印尼各地，其中以福建籍商人和工匠占优势。唐宋时期菲律宾就出现了华商。到明代，到菲律宾去的商贩（以福建人为主）已达数万人。明代，福建华商开通了经南中国海直航菲律宾的航线，中菲贸易愈加发达。明代中期起，菲律宾华商包揽了“太平洋丝绸之路”上中国到马尼拉一段的几乎所有货物贸易。一些福建华商因此远走墨西哥和秘鲁等地，中国商品也大量输入拉丁美洲。

　　“陆路型”国家老挝华商的重要特点是“马帮贸易”。通过一站一站的交易，华商将大批中国商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向远洋国家。马帮成员行走天涯，沿途所至，有专门的中介人员和物资供应保障。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易，是由包括不同华商群体在内的各国船员分工合作完成的。在很多地方以华商为主，各国船员本身也有分工，有的从事某两个港口间的商品往来运输，有的专守于某个港口进行当地商品的收集、仓储、装船与发运，同时进行外来商品的接收、批发或零售。“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港口与商品运输，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分布有序、交错重叠的海运格局。所有的航线与港口交集起来，形成繁忙而有序的海上交通图景，而各具特色的东南亚华商群体则在经年不息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逐步形成、发展和壮大。

　　（作者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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