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真正实现了国家有实力、人民有尊严、中华民族有前途。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文化多样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既拥有认知和调处民族问题的丰富历史经验，又在近代以来面临外来势力、思潮的冲击与挑战，同时我国各民族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也不断出现新的问题，这些都需要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去审视、洞察与驾驭，并有效有力地指导工作实践。我们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在创新中发展。创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鲜明特质，从建党到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回答了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缔造新中国的伟大征程中提出了原则性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制度设计，包括各民族在政治、社会地位上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发展目标等等。这些理论建树转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政方针中。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创新发展主要表现为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关系的性质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指出，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只有这件事办好了，才能巩固民族团结。这也表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基本建设定位、定调以后，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共同富裕，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发展来实现。这一时期的民族理论在强调政治平等、民族团结的同时，又强调了经济富裕、共同繁荣。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敏锐把握国际国内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从理论上审时度势地重点回答了什么是民族问题、怎样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这两个影响民族工作全局的关键问题。在一些具体理论创新中，提出了“三个离不开”“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等方面的关系”“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是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等论断。

      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两个共同”“和谐是民族关系本质特征”在坚持民族区域自治上“三个不容”等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尤其是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十二条”，对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具有归纳总结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通过深入调研、深层剖析，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实现了民族理论创新与发展。宏观上，提出统一多民族国家“家底论”“财富论”“优势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八个坚持”的内涵，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问题；中观上，提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做到“两个结合”，民族地区集六个区于一身，民族工作面临着“五个并存”的阶段性特征等关键问题；从微观上，提出民族地区的好干部要做到“三个特别”，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应改变单一的“大水漫灌式”、多做“滴灌”、精耕细作等事关工作实效、用力精准的“走心”“用心”的问题。

      回顾70年，党和国家的民族理论存在着一条线性发展轨迹，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进程，这一轨迹、这一进程始终与国家70年的整体发展相契合，民族工作始终处于党的整体工作格局之中，民族理论始终处于党的整体理论体系之中。

      在新时代进一步推动民族理论创新发展，一要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为守护好中华民族大家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心聚力；二要紧紧围绕为各民族群众服务真抓实干，多办一些顺民意、惠民生的实事，多解决一些各族群众牵肠挂肚的问题，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三要时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学术研究讲求百花齐放，但也要求真求实，实务工作讲求积极作为、持续发力，但也要讲求分寸和实效。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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