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兴边富民战略必须适应新时代的新特点、新要求，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重大关系。

    一、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这就要求新时代的兴边富民战略必须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加以推进。因此，新时代的兴边富民应当是边疆和边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全面振兴，实现现代化。

    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要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作为第一要务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要形成全面抓、抓全面的工作格局，明确我国兴边富民战略在新时代的总任务和总目标。

    二是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中高速增长，为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强大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建设，为经济建设提供领导保障；必须坚持文化建设，坚定文化自信，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必须坚持社会建设，把全面提升边民的满意度、获得感和幸福感作为经济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环境保障。

    三是确立新的财富观。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发展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坚持“文化兴则国家兴”，不仅认识到文化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还要认识到21世纪是文化力角逐的时代。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所说，新世纪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于文化生产力的竞争。因此，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就要保护好、运用好边境地区生态和文化这两大财富。

    四是创新兴边富民行动的评价指标体系。按照“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构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这一指标体系对20年来的兴边富民行动政策绩效作出科学评估，对兴边富民行动的发展水平作出测度，为进一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明确发展基础和出发点。

    二、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华民族总体上已经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开启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征程。但是，就兴边富民行动而言，边境地区多是贫困地区，甚至是深度贫困地区，到2020年才能完成现行标准下的全面脱贫，边境地区与全国相比在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性决定了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的发展思路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新旧动能转换中实现换道跨越式发展，既要富起来，更要强起来，用强起来带动富起来；既要发展的量，更要发展的质，用质的提升带动量的快速增长。

    因此，新时代的兴边富民战略面临的主要任务如下：

    一是巩固脱贫成果。在现有的精准扶贫工作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分析边民可能返贫致贫的各种原因和形式，补短板，强弱项，进一步夯实脱贫致富的物质基础和条件。

    二是发展幸福产业。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满足人民消费升级的迫切需要，发挥边境地区独特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幸福产业，为兴边富民战略奠定强大的产业基础、创造巨大的发展空间，推动边境地区换道跨越式发展。

    三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适应新时代新旧动能转换，利用边境地区独特的区位优势，迎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机遇，实现重点突破。如贵州利用特有的区位优势发展大数据和云计算等现代产业，形成产业集聚，带动经济实现了多年的高速增长。

    基于以上发展任务，兴边富民行动要在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运用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特别是激活民营企业投资，让创新创业的源泉充分迸发。

    三、“聚”和“分”的关系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人口和产业必然不断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和几个城市群集聚。如我国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土地面积仅占全国的5%，但集聚的人口却占全国的23.65%， GDP占全国的近40%。即便如此，对照美国、日本的城市群集聚的人口和GDP分别高达33%、68%和50.2%、70% 的集聚水平，我国三大城市群的人口和经济集聚还将进一步提升。正如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明确指出的，全球资源配置的趋势是集聚、集聚、再集聚！

    新时代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将表现出两大基本趋势：一是农村人口继续向城镇集聚。按规划，到203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70%，每年大约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二是中小城镇人口将向大城市和城市群集聚，中西部人口将向东部集聚。据海通证券2017年的研究报告显示，户籍人口迁出最多的主要是东北地区和中西部省份城市；非户籍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城市均为全国或区域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大多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预测，未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五大城市群仍将是我国流动人口的主要集聚区。

    在这种人口和经济集聚的市场规律下，边疆地区将面临人口流出压力，稳边固边受到人口减少的挑战，这就需要找到兴边富民行动“聚”与“分”的特殊规律：一是遵循市场发展的规律，依据边境地区的特色区域优势和产业优势培育和发展区域中心城市，引导人口和产业在边境地区的中心城市集聚，形成兴边富民的经济增长极和辐射中心；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培育和发展特色村寨，引导人口和产业在边境地区的特色村寨集聚。二是遵循公共产品的发展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特别是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实施军民融合战略，引导边民分散在边境地区工作和生活，为发挥边民在稳边固边中的作用创造必要的条件。因此，兴边富民行动需要构建出一个不同于一般的区域经济理论、城市化理论的新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兴边富民行动中的“聚”和“分”提供理论依据、政策框架和改革措施。

    四、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兴边富民行动首先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让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提高兴边富民行动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全面推进兴边富民战略，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深化产权制度、要素市场、收入分配制度、“放管服”等系列改革，充分发挥边境地区的资源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产业，赢得市场竞争优势；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发挥边境地区的区域优势，整合与周边国家的发展资源，推动口岸建设向跨境经济合作区甚至自贸区升级，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但是，兴边富民行动又具有特殊性：一是兴边富民行动不仅要完成经济发展目标，还要实现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发展目标，这就决定了兴边富民行动不能遵循单一的市场经济规律，甚至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还需要政府引导市场配置资源以实现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发展目标；二是兴边富民行动面对的边境地区整体而言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场发育不充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营商环境有待提高等都严重制约了市场作用的有效发挥；三是边境各地区之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形成了明显的区域异质性，这一方面会弱化市场的竞争性、统一性，另一方面要求宏观政策从“大水漫灌”改为“精准滴灌”，甚至一地一策。

    对于兴边富民行动存在的这些特殊性，如果单纯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来配置资源，或者把依据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所形成的市场与政府组合模式运用到兴边富民行动中来，都不能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就要求根据兴边富民行动的特殊性，创造性地构建市场与政府的特殊组合，找到政府和市场作用的有效边界，形成适应兴边富民行动的有效体制机制。

    借鉴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经验，构建我国兴边富民行动体制机制的市场与政府组合，可以随着边境地区市场的发育和基础设施条件的完善，不断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和强度，政府随之调整自己的作用范围，形成市场与政府组合的逐步动态优化。

    五、“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使我国的对外开放从以往的沿海开放向沿边开放扩展，这就使边境地区从以往改革开放的边缘地带转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例如，新疆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地位，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广西凭借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成为我国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云南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

    因此，推进新时代的兴边富民战略，既要认识到边境地区仍然是我国的边缘地带，需要借助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战略推进边境地区发展，更要认识到在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下，边境地区已经转变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心地带和战略支点。因此，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放体系下，需要重新认识我国边境地区与内地的关系，构建新时代的“中心与边缘”学说理论。

    真正把边境地区打造成“一带一路”的区域中心和战略支点，首先要树立中心意识。要以中心的思维谋划边境地区的发展，形成适合中心要求的发展定位和战略规划。其次要对标达标中心功能。对标“一带一路”区域中心的功能和定位，找差距，找短板，为达标明确方向和任务，提供路线图和施工表。三是担当中心职责。中心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在担当中心职责的进程中不断完善中心功能。

    我国边境地区的对外开放经历了边贸、口岸、跨境经济合作区三个阶段。边贸是边民物品和货币的简单交换，可以称为“边境开放1.0版”。进入新世纪，口岸建设为边贸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和条件保障，形成了口岸经济，这是“边境开放2.0版”。近年来，我国在边境地区探索形成了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开放模式，即在两国的边境地区开辟零关税或关税优惠特区，推动边境地区产业、贸易、投资等的自由化，进而促进两国产业融合发展，这可以称为“边境开放3.0版”。在“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新体制下，边境地区可以借助区域中心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进一步探索“以我为中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构建区域跨国产业链。我国的产业发展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端，能够构建起新的国际产业体系，这可能是“边境开放4.0版”。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校长、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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