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处云南中部的一个村落,名满中国社会学界。这就是“禄村”——云南省昆明市以西约100公里禄丰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1938年至1939年,年轻的社会学者费孝通两次到这里开展田野调查,日后写成了影响深远的《禄村农田》。

　　彼时,正值国家不幸、山河沦陷。从英国名校获得博士学位归国的留学生,何以一头钻进农村去做当时没人叫好的社会调查?

　　“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费孝通写道,“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选择“禄村”,是为了选取一个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浅的农村,了解内地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寻找改善内地农民生活状况的办法。1938年,费孝通从英伦乘船回国,在越南西贡接到了广州和汉口沦陷的消息,只好舍舟登陆,取道越南进入抗战后方的云南。在这里,他找到了理想的研究对象。

　　抵达昆明两个星期后,费孝通在姨母杨季威女士及同学王武科先生介绍下,来到距离昆明不远不近的“禄村”开展实地调查。第一次调查是在1938年11月15日至12月23日,第二次调查是在1939年8月3日至10月15日。

　　其写成的《禄村农田》书稿,1940年首次发表在吴文藻先生主编的《社会学丛刊》上。后来,《禄村农田》与张之毅撰写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合编为《云南三村》,在海外以《乡土中国》(Earthbound　China)书名出版,在社会学界享有盛名。半个世纪后,年届八旬的费老重访故地,对“禄村”50年间的社会变迁开展追踪调查,再度写成一篇《重访云南三村》。

　　80年过去了,这个曾被费孝通先生用来解剖内地农村结构的小村庄,经历了怎样的兴衰沉浮?这个曾以种植水稻、蚕豆为主,出产过马店和女巫等职业的小村庄,如今在乡村振兴中走得如何?能给人哪些启示?

　　农田的进退

　　从禄丰县城出来大约两公里,就到了“禄村”,如今叫大北厂社区。事实上,这两公里早已被各式建筑连成一片,并没有村庄与县城的距离感。途中已经没有成片的农田,倒是有一片小区,几年前在村里被征收的土地上盖起来。

　　一条勉强可同时通行两辆轿车的水泥路贯通了大北厂社区,村里的房子就沿着这条水泥路两侧不太整齐地排列着。大北厂小学、小卖部、农家乐等设施进村即可见。再往里面走,一片片已经插上秧苗的保水田高低交错地罗列。在云南,有这种平整程度土地的山间盆地就叫坝子。社区后面是连片的山林,种着一些板栗与核桃。从山上往村里看,房屋、树林、农田等各种类型的土地杂乱分列,看不出有什么规划。

　　81年前,年仅28岁的费孝通首次从禄丰县城到禄村,要走近一里的石板道,道的两旁全是稻田。“路上行人少,人们还常劝我们晚上不要单独进城。”当费孝通来到这里时,夏天时节,在背后山上一望,“遍地差不多全是青青的水稻,一直青到四围的山脚。秋收之后,不久就换上了绿油油的一片蚕豆。”

　　当时的禄村,是一个差不多完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事业的内地农村。“它的特色是在众多人口挤在一狭小的地面上,用着简单的农业技术,靠土地的生产来维持很低的生计。”

　　禄村调查结束80年来,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以及技术的变革等因素叠加,为村庄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农田在这个村子的地位逐步降低。

　　根据费孝通的统计,1939年秋季禄村有122户611人,一共约有1080亩田,人均占有耕地1.8亩。“因为处在坝子中心,全部是保水田,可种水稻和蚕豆两熟,人均粮1538斤。”

　　自1939年以来,大北厂社区耕地面积虽然一度有所增长,但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经济的发展等多种原因,人均耕地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截至目前,全村有902户3762人,共有耕地面积1793亩,人均只有0.5亩。

　　如今,大北厂社区的耕地一部分仍然种着水稻。早在81年前,费孝通就估计每年禄村只需要三分之一的米产就已够全村人民的消费,其余的三分之二可以用来换取其他的消费品。

　　大北厂社区居委会主任饶定国今年52岁,家里有4.4亩地,除了被征用的1.2亩外,剩下的3.2亩都种了水稻,但饶定国觉得种水稻不赚钱。他算了一笔账:每亩地产粮食750公斤,市价为2.8元每公斤,算下来每亩毛收入2100元,但除去成本所剩无几。“种子100元、肥料120元、农药150元、犁地120元、收割120元、机器插秧120元、水费36元、除草剂三四十元,平时维护的人工、拉粮食的费用就不算了。”饶定国说,“种油菜和小麦还要贴钱,所以小春那一季送给别人去种了。”

　　不再种水稻的耕地,很大一部分已经被征收。饶定国介绍,这些年因为公司厂矿以及修路等建设,大北厂社区陆续被征收了1300亩左右的土地,其中有一个村民小组580人已经没有耕地了。

　　还有一部分耕地则被大家种上了各种树木,等待被征用。56岁的李春红家有4亩多地,绝大部分都种上了核桃树,具体数目连自己都不清楚。剩下4分没办法种树的地只好种了点玉米。

　　此外,大北厂社区还有少部分被流转起来种花种菜。

　　昆明市晋宁区花农靳从兴2016年就来到大北厂社区,租赁了33亩土地种玫瑰,租金从1800元到目前的2000元每亩。让靳从兴感到意外,也让饶定国感到失望的是,昆明花农已经来大北厂种花多年,却从来没有一个本地村民表达过要来学习种花技术或者开展花卉种植的意愿。靳从兴认为原因是种花不赚钱,而饶定国则觉得村民太懒,缺乏进取心。

　　大北厂社区七组小组长宦祥斌告诉记者,该小组已经没有建设用地了,只有147亩耕地,人均0.45亩,还有20亩河沙地,租金每年一万元出租掉了。大北厂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刘选明说,社区还有部分山林土地因为价值低,没人管,普遍租金很低,“38.4亩山林每年象征性地收了300元管理费。”

　　农民的去留

　　在80年前,农田还是禄村的主要财富来源。费孝通统计过,抗战初期,全村农业之外的收入不及农业收入的1/10。据1978年估计,非农的集体收入占总收入的23.4%,家庭副业占15.4%。到1982年,全村工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48.5%,比1978年增加了10%。

　　虽然目前已无法准确统计全村农业及工副业的占比,但人均0.5亩的耕地显然已经褪去“主角”的光环。记者在村里走访发现,只有部分年长的村民,对于土地和粮食怀有比较深厚的感情,仍然在坚持种地。

　　79岁的彭成祥如今已经没有力气干犁地、收割这些重活,但他还是负责了近3亩地的打农药和施化肥这些日常管理,那些他干不了的活如今都只能请人做。四个女儿都已经出嫁,儿子在县里一个高速公路出口处开了个汽修店,平时基本不回来。

　　彭成祥有5亩多水田和3亩多山地,其中2亩多水田交给三女儿去种。今年这一季水稻,彭成祥家连请工人和化肥农药的钱,每亩地成本超过1000元,算下来根本不赚钱。但是,彭成祥舍不得,“以后我做不动了,出钱请人也要把地种上,总不能让它荒着嘛!”

　　但是,像彭成祥这样的村民已经越来越少。大北厂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刘选明告诉记者,目前七个小组中种水稻的村民已经不多了,“老百姓什么赚钱就干什么,但村里没有多少产业,大部分人都出去打工了,或者做点小生意。”

　　80年前,费孝通就推算出禄村的劳动力存在剩余的可能性。到了1983年,全村有130人参加了5个自愿组合的基建队,当时全村一共有477个劳动力,而全村耕地只需要270个劳动力就足够经营。

　　随着优良品种的推广、农药化肥的使用,以及机械化的投入,大北厂社区农业技术有了显著提高。据老村支书李荣祥回忆,上个世纪60年代村里就有了打谷机。这些因素施加于禄村,让村里的劳动力更加富余。

　　此后,随着人口不断增长以及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大北厂村劳动力剩余现象日益凸显。上世纪70年代末期,村民王建国已经可以“在村里把多余的劳动力组织成基建队,到金山镇上去承包建筑,营业相当顺利。基建队后来发展到100多人。”

　　今年67岁的王建国是个爱折腾的人物。他初中毕业后就回村里种田,“全家12口人,6个劳动力,1979年一次即向国家出售大米6000斤,一连3年,成为有名的大户。”

　　王建国先后办过建筑队、冷饮店、塑料厂。费孝通在1990年第三次到禄村调研后,对王建国是这样评价的:“经过近10年的锻炼,他已经由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脱离农业的企业家。由于他新造的住宅里有烤箱、洗衣机等十多部‘机器’,在禄村被称作‘十机部长’,在农民里成了个惹眼的人物。”

　　如今,王建国又进军蓄电池行业,成立了云南联发科技电源有限公司,“将全部身家都投入了进去”。王建国这个公司今年年初已经开始试生产,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设计年产值10亿元,主要产品为蓄电池,计划销往省内外和东南亚。

　　“像王兴国(即王建国)这样的尖子在禄村是仅有的。”费孝通在29年前的结论如今依然成立。在大北厂,村民们除了从事已有多年传统的建筑行业外,有了更多的来钱渠道。陈菊芬从1991年就开始养鹌鹑,每年收入十几万元。还有一家村民几乎供应了半个县城的豆腐。更多的年轻人,则走上了与祖辈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外出打工。

　　李荣祥估计,全村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劳动力在地里。大部分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木材加工、运输、养殖、餐馆、建筑……各种行业的都有,50多岁搞建筑,还有在公司打工、搞修理的。年轻的不种地、不搞建筑,就去外省打工了。”李荣祥说,尽管大北厂如今百业兴起,但实际形成气候的企业和企业家仍然寥寥无几。

　　让李荣祥和饶定国感到尴尬的,除了年轻一代不愿种地外,原本算作村里一个拳头产业的建筑业,如今也不断面临外地人的“挑战”。“本地建筑工人技术不够,只能干些很基础的工作:平整地面、搅拌砂石,这种工种小工每天120元左右,大工200到250元一天。而外地人会技术又肯吃苦,一天能挣四五百元,县城建筑工地上高技术含量、收入高的都被外地人干了。”饶定国无奈地说。

　　集体式微与重振

　　从费孝通三次禄村调查的记录以及村民的陈述来看,大北厂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脉络与全国其他地方大体一致:解放后进行土改,农民都分到了土地,人均1.8亩。由此带来了农民积极性和粮食产量的同步提高。到了1958年搞人民公社,二者又出现了双双下降。直到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农业才恢复到正常的增长状态。

　　与此同时,农村经济结构也开始解冻。“除了劳动输出外,留在村里的人也在农业之外寻找各式各样的活路。村子里工副业很快发展了起来。1982年,除了原来的马匹运输、修理打铁、编织等之外,开始有加工豆腐、米线、卷粉、冰棍等家庭作坊和饭店、小百货店、冷饮店等服务业。总计一共有51人参加16种行业,加上其他从事家庭副业的共有171人,占劳动力的35.8%。这样成长起来的专业户和重点户,逐步改变了禄村几乎全部生活取自农业的传统特点。”费孝通当时这样记录。

　　单靠农业,禄村富不起来。但是离开农业后,除了征地拆迁,当地并未找到一项可以让所有村民都得以利益共享的产业。更显而易见的是,“集体”这个极具时代特色的词语之力量,在村子发展的过程中被无情地削弱了。

　　一轮新的改革正在大北厂社区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大北厂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刘选明介绍,整个社区共清算出总资产6660多万元,包括固定资产和现金,主要资产来源就是征地收入。其中,作为全县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试点,大北厂社区七组资产包括:两个抽水站和一个公益性停车场;一个加工房,每年租金5000元;自来水管网、路灯、广场、办公设施和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折价共计1132万元。

　　作为被征地最多的小组,小北厂组有3600多万元现金。“2010年就有2000多万,后来逐步增加。”刘选明告诉记者,这笔巨款在账上趴了近十年,但是没法儿进一步盘活。“上面不让动,也不让分,说是可以去买门面,村民又不同意,也没有人来张罗这个事情。去年借了1000万给一家房地产公司,收了180万利息。”

　　虽然是改革试点村,但宦祥斌以及小组其他成员们对于如何盘活现有资产和资金并没有太多办法。宦祥斌介绍,七组现有银行存款500多万,除了分掉一部分、花掉一部分外,没有其他办法让这笔钱变成“下蛋的母鸡”。

　　“政府建议并组织大家讨论后,为了小组以后的发展,我们决定这笔钱不要分,但是也没有其他办法。”宦祥斌认为,买门面不是长远的发展,长远的发展应该是盘活土地资源,加上集体资产投资项目。

　　还有一个尴尬是,年轻一代已无多少人愿意回来种地,而是在县城乃至更远的地方工作生活。他们对于禄村和禄村的农田,已无更多使命维系。

　　宦祥斌说,小组已经没有建设用地,其他山地林地的租金也很低,对于村集体经济,他说有机会的话想建一个养老护老中心。

　　“我们环境好,河道已经弄好了,人工湖也将建设,我们还去昆明一家养老机构考察过。”宦祥斌说道。但是,这仅仅是想法。对养老机构的政策环境、流程手续和市场前景等,宦祥斌和小组成员们还有待下功夫了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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