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因其形制较小，被称为“小爨碑”。《爨龙颜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因其形制较大，被称为“大爨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碑刻存世极少，大小爨碑的碑文字体介于隶楷之间，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盛誉，被誉为“南碑瑰宝”。爨碑刻立时期，正值爨氏家族在南中地区（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的鼎盛时期，可以说，爨碑见证了这一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况。

爨碑亭。图片来源：曲靖市人民政府网站

　　据《爨龙颜碑》记载，爨氏远祖可以追溯到颛顼和祝融，其后传承至汉代的班彪、班固。东汉末年，班氏一支被封于爨地，遂以爨为姓，“爰暨汉末，采邑于爨，因氏族焉”。关于爨氏的族源，有学者认为，东汉末年，中原地区社会动荡，汉人爨氏举家南迁，其中一支迁到南中地区，与当地各民族融合，发展成为当地大姓。也有学者认为，爨氏可能是当地汉化程度很高的少数民族。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足以表明爨氏家族的崛起，本身就经历了民族融合的过程。

　　三国时期，蜀汉政权据有南中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南中地区的部分大姓联合发动叛乱。蜀汉建兴三年（225年）春，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平定叛乱。南中平定后，诸葛亮尽全力团结当地各民族，大量任用南中大姓，如李恢、吕凯、爨习、孟琰、孟获等人，担任各级官吏。其中，建宁爨习官至领军，负责管理当地，于是出现了“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的局面。同时，诸葛亮也把中原地区的封建隶属关系带到南中地区，“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华阳国志·南中志》）。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南中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而且有效地巩固和强化了蜀汉政权对南中地区的统治。

　　西晋攻灭蜀汉政权后，继续在南中地区实行羁縻政策。起初，在阎宇、霍弋等人的治理下，南中地区“抚和异俗，为之立法施教，轻重允当，夷晋安之”。后来，因为西晋朝廷举措失当，激化了矛盾，使得南中地区的大姓纷纷反抗，局势再度陷入动荡，出现“七郡斗绝，晋弱夷强”（《华阳国志·南中志》）的局面。西晋末年，益州流民起义，其首领李雄建立成汉政权，派兵占据南中地区。南中的部分大姓不愿归顺成汉，转而投靠东晋。

　　东晋永和三年（347年），安西将军桓温攻灭成汉政权，南中地区纳入东晋统治范围，仍然实行羁縻政策。当时，南中地区最有势力的大姓为霍、孟、爨三姓，而霍、孟二姓因宿怨互相攻伐，元气大伤，逐渐衰落，最终使得爨氏一枝独秀，成为南中地区最强大的势力。爨氏家族的爨琛曾被成汉政权任命为交州刺史，归顺东晋政权后，被任命为宁州刺史，是南中地区最高长官。爨琛之后，爨氏家族的爨頠亦被东晋政权任命为宁州刺史。此后二百余年，爨氏一直称雄南中地区，其统治下的地域人群也被称为“爨人”或“爨蛮”。

　　据《爨宝子碑》记载，爨宝子，建宁同乐（今云南陆良）人，世袭建宁（今云南曲靖）太守，二十三岁时卒于任上。《爨宝子碑》立于“大亨四年，岁在乙已”。事实上，东晋并无大亨四年。东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年）曾下诏改元大亨，但是次年却仍称元兴二年，未用大亨年号。所谓大亨四年，其实是东晋义熙元年（405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南中地处偏远，消息隔阂所致。尽管当时信息传递不畅，但是雄踞南中的爨氏仍然奉东晋为正朔。

　　据《爨龙颜碑》可知，爨龙颜，建宁同乐人，生于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卒于南朝宋元嘉二十三年（446年），享年61岁。其祖父曾担任东晋晋宁、建宁二郡太守及龙骧将军、宁州刺史。爨龙颜之父为东晋龙骧辅国将军、八郡监军及晋宁、建宁二郡太守，去世后被追谥为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龙颜本人曾被封为龙骧将军、试守晋宁太守、邛都县侯。他出兵协助南朝宋政权平定了元嘉九年（432年）益州地区爆发的农民起义，被封为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

　　爨氏家族称雄当地，不仅保持南中地区安定，大力发展经济、文化，“剖符本邦，衣锦昼游，民歌其德，士咏其风”，而且积极加强与东晋、南朝政权的联系，始终奉东晋、南朝为正朔，维护国家统一，承续中华文化。

　　总之，爨碑不仅是研究爨氏家族的珍贵史料，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