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有很多文人、僧侣和官员利用走出去的机会，搜集了大量边疆地区和域外的珍贵资料，并撰写了很多相关书籍，不仅使当时的人们开阔了眼界，了解到外部的世界，也记载和展示了当时中原和边疆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情况，其典型代表有《西域图记》《大唐西域记》《蛮书》等。

　　《西域图记》，原书计有3卷，作者裴矩。裴矩出身陇西望族，历仕北齐、隋和唐三朝，曾任吏部侍郎、检校侍中等，长期致力于经营西域。裴矩经略西域颇有成就，尤其是在商贸和文化交流方面。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河西地区，裴矩联络和游说高昌王麹伯雅与伊吾吐屯设等人，在隋炀帝西巡到燕支山时，高昌王、伊吾吐屯设等人与西域二十七国国主亲自迎接，并佩金玉，披锦缎，焚香奏乐，盛载歌舞，武威、张掖等郡众多百姓盛装跟随观看，车马拥塞，绵延十余里，既展现了中原王朝的强盛，也加强了同西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隋炀帝举行祭祀恒山大典时，有来自西域的使臣助祭。史称，裴矩经营西域，“交通中西，功比张骞”。他利用掌管西北互市的便利条件，多方搜集资料，寻访西域商人，记述了西域四十四国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珍异物产等，并记述了通往“西海”之路线，配有绘制的地图。《隋书·西域传》及北宋成书的《太平寰宇记》和《太平御览》都引用了该书的资料。《西域图记》虽然原书已亡佚，但《隋书·裴矩传》收录了该书的序言，使今人不仅对裴矩在经营西域时的重要贡献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对隋唐两朝联系和团结西域各民族所作的努力、在巩固和开拓西北边疆过程中实行的民族政策有了概括性的了解。

　　《大唐西域记》，共计12卷，为唐代高僧玄奘口述，门人辩机奉唐太宗之敕令编集而成。玄奘本姓陈，名祎，洛阳缑氏人。他13岁出家，曾游历各地，参访名师，在学习佛教经典过程中，因各说不一，产生很多困惑，于是决定到佛教发源地去寻求答案。玄奘西行的路线是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凉州、瓜州、伊吾（今哈密）、高昌（今吐鲁番），而后取道焉耆、龟兹，越凌山，经粟特诸部境，过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布兹嘎拉山口），入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而后沿今巴基斯坦北部，过克什米尔，抵达印度。玄奘往返历时17年，行程5万里。通过玄奘口述编集而成的《大唐西域记》，真实记录了玄奘亲身游历之见闻，包括各地的山川形势、都城疆域、气候物产、商业贸易、语言文字、农业发展、社会经济、风土民俗、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疾病治疗、音乐舞蹈等情况。书中还记载了经历诸国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佛教各教派的演变与分布状况，并分专题重点概述了古代印度的情况，是研究古代西域民族分布、西域史地、南亚史地、中西交通、佛教史地、通俗文学等的珍贵史籍。玄奘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律论共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归国后受到唐太宗召见，奉敕移住长安城内最宏丽的寺院大慈恩寺，领管佛经译场，并亲自督造了寺内的大雁塔，该塔至今保存修缮完好，成为西安标志性建筑。玄奘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伟大旅行，回到长安后对译经事业的重要贡献，以及口述的《大唐西域记》，不仅对中外交通具有伟大意义，也使我们对古代西北民族地区有了深入的了解。

　　《蛮书》，共计10卷，作者樊绰。关于樊绰，史书记载非常少，只提及他曾在安南都护府任职。安南都护府是唐朝六个重要的都护府之一，是唐朝管理南部边疆地区的主要机构，属岭南道。据《旧唐书·懿宗纪》记载，咸通三年（862年),南诏王世隆派兵攻打安南，当时的安南经略使王宽不能抵挡，朝廷遣将军蔡袭率禁军三千会诸道之师，赴援安南，接替王宽为经略使。当时，樊绰亦在军中作战，兵败负伤后渡江经海门回归中原。蔡袭为了知己知彼，命樊绰搜集南诏的基本情况并进行调查，他在系统搜集资料的基础上，重点参考了前人著作，主要是袁滋《云南记》，写成《蛮书》，此书又名《云南志》《南夷志》等。《蛮书》详细记述了云南地区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城镇、社会风俗、各民族分布概况与生活习俗等，以及周边诸国的情况，是研究唐代西南地区和民族珍贵的史料。宋代以后研究云南历史，历来重视此书，《新唐书·南蛮传》、司马光《通鉴考异》等多取材于此。《蛮书》记录了中央政府稳定边疆之策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是研究“三交史”的珍贵资料。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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