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承德普宁寺考察调研。习近平仔细察看有关历史碑刻以及天王殿、大雄宝殿等建筑，听取宗教工作等情况汇报。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创建良好宗教环境，依法依规管理宗教事务，促进宗教更好顺应社会、服务社会、履行社会责任。
普宁寺大乘阁。新华社发
普宁寺是清乾隆继康熙修建溥仁寺、溥善寺之后在承德营建的第一座寺庙，属于典型的汉藏合璧式寺庙。普宁寺背后流淌着一段不寻常的历史，这是一座蕴涵着各民族永远团结、四海共享安宁寓意的古老寺庙。
普宁寺1961年被批准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8年被命名为第六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单位）。
乾隆二十年(1755年)春，清政府以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统辖北路军，自乌里雅苏台（位于今蒙古国扎布汉省）出兵；另以永常为定西将军、萨拉尔为定边右副将军统辖西路军，自巴里坤（位于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出兵。两军会师于博罗塔拉（位于今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沿途得到蒙古各部民众的支持，直抵伊犁，俘虏准噶尔部达瓦齐。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后，冬十月，厄鲁特蒙古四部来避暑山庄朝觐乾隆皇帝。为纪念这次会盟，乾隆仿照康熙与喀尔喀蒙古会盟建立多伦汇宗寺先例，依照西藏三摩耶庙（又称桑鸢寺）的形式，修建了普宁寺。
为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乾隆册封“准噶尔四部四汗”，不设大汗，“各部分疆各守，毋相侵凌”。阿睦尔撒纳想当四部大汗的奢望落空。于是，当清兵撤走后，阿睦尔撒纳举兵叛乱。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军二次进军伊犁，阿睦尔撒纳败走，众叛亲离，走投无路，逃入沙俄，最终病死在俄国。为纪念这一重大事件，乾隆分别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撰写《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和《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各两通，分别竖立于伊犁和普宁寺内以记其事。
满、汉、蒙古、藏文字书写的普宁寺匾额。普宁寺供图
乾隆在御制碑文中言，“兴黄教既所以安众蒙古”，使之“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1759年普宁寺建成后，香火旺盛，喇嘛云集。当时，寺内共有喇嘛273人。乾隆70岁寿辰时，六世班禅不远万里专程从西藏到承德为乾隆祝寿，第一个落脚点便是普宁寺。清代蒙古族藏传佛教领袖章嘉活佛和哲布尊丹巴活佛每逢到承德避暑山庄觐见皇帝，都会到普宁寺为喇嘛讲经说法，寺内举办法会，组织“辩经”“跳查玛”等宗教活动。普宁寺由此逐渐成为清代塞外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
普宁寺的构建及碑亭中两通御碑是清政府绥怀边疆、多民族统一的历史见证，是中央政权倡导民族文化融合，推动民族和睦、国家统一的历史记录。
普宁寺千手千眼观音造像。新华社发
普宁寺位于承德市避暑山庄之北，因寺内有木雕大佛，又称大佛寺。普宁寺按佛教教义中关于世界构造的理念布局，中央的大乘阁象征须弥山，四周的殿宇象征四大部洲。全寺占地约2.3万平方米，主要建筑有钟鼓楼、碑亭、天王殿、大雄宝殿、大乘阁等。大乘阁高36.75米，外观六层重檐。阁内置木雕千手千眼观音贴金立像，高22.23米，用松柏榆杉椴五种木材雕成，是国内现存的最大木雕佛像之一。佛像两侧有善财、龙女侍立，造型圆润。阁两侧有妙严室和讲经堂，分别是清帝听经和休憩之所。在清代，每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正月初八至十五，普宁寺都要举办庙会，外八庙的喇嘛齐集于此，有佛教法舞表演，远近的乡民来往络绎不绝。
1980年，十世班禅到承德，先前往普宁寺瞻拜。班禅大师点燃随身携带的藏香和蜡烛，虔诚地向释迦牟尼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行参拜大礼，敬献哈达。1987年2月，十世班禅在家中接见普宁寺的喇嘛，并为每名喇嘛摸顶、系金刚结。
2014年8月，普宁寺古建筑保护修缮工程完工。文物修缮按照清代工序工艺“修旧如旧”，原汁原味地再现了200多年前古建的风采。
藏传佛教在历史上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作出过积极贡献。承德普宁寺作为历史上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法脉传承的皇家寺院，是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
2021年6月，承德市五大宗教团体代表汇聚在普宁寺，举行“普宁寺展室”揭牌仪式暨“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主题教育活动。普宁寺住持莫日根图表示：“我们将继续坚持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方向，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做爱党爱国的榜样、依法治寺的楷模、持戒精修的标杆、利益众生的表率，为藏传佛教健康传承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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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外八庙:清代民族和睦的里程碑
康熙和乾隆年间，清王朝先后用87年时间，在河北承德修建了避暑山庄和12座佛教寺庙。其中普宁寺等8座寺庙由朝廷的理藩院管辖，又因都处于京城的古北口之外，故俗称“外八庙”。继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避暑山庄开始兴建，10年之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又开始了对外八庙的兴建。这是清朝统治者在深刻研究我国历史、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后，采取“以儒治国，以教治心”政策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康乾二帝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继乾隆二十年（1755年）建普宁寺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准噶尔部所属达什达瓦部族总管布林向乾隆皇帝提出“情愿内迁，承受恩泽”的请求得允，于翌年率部众6000余人迁居承德。清政府按其宗教信仰，在他们的住地附近，仿新疆伊犁河北岸的固尔扎庙规制，修建了安远庙（外八庙之一）。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政府考虑到已为厄鲁特蒙古和迁到承德的达什达瓦分别建造了普宁寺和安远庙，也应为新归附的哈萨克部、布鲁特部建庙，为其提供宗教及习俗活动场所。后按蒙古宗教首领章嘉活佛提示的宗教意图建造了普乐寺。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是乾隆皇帝的60大寿之年，第二年又是皇太后钮钴禄氏80寿辰之年，西藏、青海、新疆、蒙古等地的王公首领均要求赴避暑山庄祝寿，清政府遂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开工建普陀宗乘之庙（外八庙之一）。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竣工之时，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率众从伏尔加河流域返归祖国，到承德谒见皇帝。于是，乾隆皇帝亲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碑文，以满、汉、蒙古、藏4种文字镌刻于两块巨大石碑立于庙内。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从西藏赶到承德参加皇帝70岁寿诞庆典。乾隆皇帝为此决定仿班禅在西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规制，在避暑山庄以北建造了须弥福寿之庙（外八庙之一）。
其他7座寺庙，溥仁寺、溥善寺、殊像寺、广缘寺属“外八庙”，罗汉堂、广安寺、善佑寺不属“外八庙”。
环绕在山庄周围的12座寺庙，倚山就势，朝向象征紫禁城的避暑山庄。作为清帝的御用寺庙，从选址、布局到规制，均需皇帝钦定；题额、匾联、碑文也均为皇帝以满、汉、蒙古、藏4种文字撰写。外八庙成为清代民族政策实施进程中的一座座里程碑。
《中国民族报》（2021年9月7日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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