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哈拉是阿拉伯语的“沙漠”，它东起红海，西至大西洋，北达地中海附近，南抵萨赫勒——阿拉伯语的“海岸”，面积900多万平方公里，气候干燥，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以致居民极少。

　　跨撒哈拉商路是指连结沙漠的南北两端、即北非马格里布地区与西非萨赫勒地区的贸易通道，为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十大商路之一。

　　当位居十大商路之首的丝绸之路在14世纪因“黑死病”的暴发而终止时，跨撒哈拉商路却迎来其黄金时期。见证之一是伊本白图泰留下的游记，他在1351-1353年经跨撒哈拉商路遍访了马里帝国（约12-16世纪中叶）的首都尼亚尼和其他重要城市，是最早记录该帝国历史的作者。见证之二是1375年出版的地图，由加泰罗尼亚的制图学家、犹太人俄伯拉阿姆·克雷思克斯（1325-1387年）绘制，第6页上有马里国王左手持金杖、右手持金块、头戴金冠、坐在金凳子上，面朝正骑着骆驼到来的人。作者在旁边留注：“这个黑人领主叫穆萨·马里，是马里黑人的君主。在他的国家发现的金子是如此丰富，以至于他是全世界最富贵的国王。”

　　虽然上述绘图与游记不完全一致，但马里的富庶引来不少掠夺者或探险家的注意，如葡萄牙人1415年占领休达，后来还南下航行，1591年摩洛哥的朱达尔帕夏远征廷巴克图，都有探索黄金产地并攫取黄金的目的。

　　跨撒哈拉商路的由来与发展

　　自新石器时代起，古代西非与北非就有贸易往来，有撒哈拉岩画中轻便马车的轨迹为证，也有迦太基帝国的“哑市贸易”和古典作家的著述为证。但真正有规律又有规模的贸易活动离不开沙漠行舟——骆驼，“骆驼每天48公里的长途旅行能力和240公斤的运载重量……50年的实际寿命也超过了驴（30-40年）和马(25-30年)”。

　　这种交通工具的革命，罗马非洲早在公元1世纪就出现了，但传到撒哈拉腹地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阿拉伯人从7世纪中叶起将骆驼广泛用于贸易并从中获利。自8世纪起，大规模繁殖骆驼的成功，使摩洛哥南部的德拉河流域成为盛产骆驼的基地，这为大型骆驼商队穿越撒哈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中世纪的跨撒哈拉商路主要分东、西两支：西线主要是连接加纳首都昆比萨利赫与摩洛哥的西吉勒马萨。这条商路上有重要的盐场伊吉勒，先由西非的索宁克人、后由柏柏尔人的一支桑哈贾人控制。两者分别创建了加纳帝国（7-13世纪）和阿尔摩拉维德王朝（1049-1145年，阿拉伯语称穆拉比特王朝），但由于后者攻占加纳首都之后向北发展直至伊比利亚半岛而使西线衰落。东线是从加奥出发，经塔德迈卡和塔加扎，然后穿越撒哈拉，到达地中海国家。塔加扎不仅是撒哈拉商路的十字路口，而且是重要的盐场。

　　随着14世纪马里帝国和15世纪桑海帝国（15-17世纪）对塔加扎盐场及其商路的控制而崛起，跨撒哈拉地区又发展了四条主干道，包括中路一连结的黎波里和卡奈姆-博尔努王国；中路二自突尼斯城到马里的加奥或尼日利亚的卡诺及其他豪萨诸城；西路一自阿尔及利亚的特莱姆森、经塔加扎或陶德尼（离塔加扎盐场150公里，16世纪取代了塔加扎）产盐区、到廷巴克图和杰内；西路二从摩洛哥的非斯出发到尼亚尼，后者控制着西非的黄金产区。

　　此外，这些商路通常也是穆斯林的朝圣之路，远至麦加、近至当地的圣人居所，由此形成四通八达的运输网。不过，由于气候的影响和人口的流动，这些商路经常处于变动中。至于究竟有多少条商路，至今没有精确的定论，也没有相同的历史地图。这既反映了人们掌握非洲史料的难度，也反映了跨撒哈拉商路的不确定性。

　　跨撒哈拉商路上的文明交流

　　跨撒哈拉商路上的文明交流，除了上述的交通工具革命之外，还包括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人之间进行的物质交换和思想文化的交流。

　　首先从物质交换来看，经由跨撒哈拉商路，西非输出黄金、纺织品、红椒、象牙、乌木、皮张、鸵鸟羽毛、可乐果及其他农产品，还有奴隶；西非输入的商品有盐、武器、铜、贝壳、织品、珠子和其他饰品，还有少量奢侈品。在这些商品中，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黄金和盐。黄金产地是班布克（今塞内加尔和马里接壤处）、布雷（今加纳）和洛比（今布基纳法索西南部）矿区，主要盐场是伊吉勒、塔加扎、陶德尼和比尔马等。奴隶贸易也是很常见的，如摩尔人用10至18个黑人奴隶可换取一匹马。

　　其次，在跨撒哈拉商路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遇、交流与融合。早期是迦太基人和罗马人先后来到北非，他们没有穿越撒哈拉到达萨赫勒地区，但他们的统治曾迫使当地的一部分柏柏尔人部落南迁并与居住在撒哈拉沙漠的当地人混居。阿拉伯人征服北非之后，虽然没有强迫当地人改宗，但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导致绝大多数柏柏尔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接受阿拉伯语言和文化。这些阿拉伯-伊斯兰化的柏柏尔人在向南开辟商路的同时传播了伊斯兰教，尤其是伊巴德派穆斯林（又称伊巴德人）。在萨赫勒地区，最早与伊巴德人进行贸易往来的索宁克商人——万家拉人也皈依了伊斯兰教。伊巴德人和万家拉人对跨撒哈拉商路的伊斯兰化起到了传播的作用。

　　再次，跨撒哈拉商路上的城市和国家是文明交流的成果。图阿雷格人创建了廷巴克图和阿加德兹两座古城，索宁克人创建了瓦拉塔古城，桑海人创建了加奥和杰内古城等。这些城镇以水源为中心，通常是由商队临时设立的集市或商栈发展为相对固定的聚居地，进而成为跨撒哈拉商路上的重要节点。为了有效控制跨撒哈拉贸易的资源和利润，国家政权应运而生，如加纳、马里、桑海和卡奈姆-博尔努等。这些国家因共同的信仰而彼此建立了联系，如马里帝国与摩洛哥的马林王朝（1213-1554年）互派使节等。

　　最后，在跨撒哈拉商路上的城镇或清真寺还留下许多阿拉伯文和阿贾米文手稿，内容以《古兰经》抄本为主，但也包括其他如天文、数学、医学（药方）、法律、诗歌、日常生活等记录。仅廷巴克图一城就多达20余万卷，由国立的艾哈迈德·巴巴高等教育与伊斯兰研究院和近二十家私人手稿图书馆收藏。这些手稿反映了北非和安达卢西亚与西非地区的学术交流，从而见证了跨撒哈拉商路也是重要的文化和知识交流之路。

　　跨撒哈拉商路的历史作用和启示

　　跨撒哈拉商路不仅是连结沙漠南北的纽带，而且是多元文化的汇聚地，在历史上起到了经济交流、文化传播、推动城市和国家兴起的作用。

　　在经济上，跨撒哈拉商路是游牧民（牧业）-农耕民（农业）-城市居民（商业）互通有无的结果。在伊斯兰世界，“贸易被看成是为他人服务的，且不乏宗教价值，所以是值得称赞的一种追求”。随着贸易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越来越多的男人去从事远程贸易，而女子留在了农田，成为农业的主要劳动力和农村集市的主力，这也是今天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个重要的经济特征。

　　在文化上，穆斯林把贸易与朝觐结合在一起，使跨撒哈拉商路成为传播伊斯兰文化的通道。随着苏丹地区转变成伊斯兰地区，非洲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出现了马拉布特阶层，即专门讲授《古兰经》及传播伊斯兰教的人；二是父系继承制逐步取代了原来的母系继承制。

　　在城市和国家兴起中，跨撒哈拉商路是产生沿线城镇的必要前提，也是连接这些城镇的重要渠道。城镇是文明交流的产物，也是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由于沙漠化的加剧、政权衰落和近代世界商业网的变迁，中世纪一度繁荣的跨撒哈拉商路如今已沦为“非法”移民和走私货物的通道，而且是滋生极端宗教势力的温床。

　　回望跨撒哈拉商路的历史发展，带给我们一些当代的启示和思考：其一，只有当商路两端的政治王国同步强大时，才能保障跨撒哈拉商路的安全与发展。其二，跨撒哈拉商路发展需要不断开发人力资源（包括商人、朝觐者、向导等）和物力资源（如黄金、盐和热带物产等），人们应针对这种新的要求积极作出调整和回应。其三，跨撒哈拉商路上多元文化（柏柏尔人、阿拉伯人、欧洲人等）交流互鉴的成果，即从集市发展到城镇、从无文字到有文字、从族群部落发展到规模较大且制度完善的国家等，也是文明发展进步的表现。

　　（作者：潘华琼，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 前一则: 印刷术与欧洲社会现代性的塑造
• 后一则: 从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探寻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