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拉美史的研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拉美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但是，中国拉美史的研究与世界研究水平和中拉关系快速发展的要求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快速提升中国拉美史研究的水平，是中国学术界的努力方向。

　　我国拉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作为世界历史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拉丁美洲史是伴随国际格局及中国社会的变迁而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走向高涨。特别是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此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指着墙上挂着的世界地图说，拉丁美洲和非洲广大地区，革命形势很好，我们对其了解不多，要组织人研究。1960年中国与古巴建交，中国人民更加迫切需要了解古巴和拉美人民的状况。于是，1961年7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拉丁美洲研究所率先成立。之前，在少数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开设的世界历史课程中，有涉及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历史的内容。从1960年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师范学院历史学系又先后开设了拉丁美洲史课程。1964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下，高校建立起第一批从事拉美研究的机构，如由程博洪先生挂帅的复旦大学拉美研究室和由梁卓生先生挂帅的南开大学拉美史研究室，当时的武汉师范学院（即后来的湖北大学）在黄邦和先生的带领下，也开始涉猎巴西史研究。同一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世界历史所成立，其中设立了拉丁美洲史研究室。这一批拉美研究机构的建立以及拉美史课程在高校的开设，标志着中国拉美史学科的确立。

　　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一批拉美研究机构，几乎都是白手起家，需要从组建研究队伍，培训研究人员，购置外文报刊，搜集积累资料等基础工作做起，但“文革”的发生使得正常的研究工作中断。在“文革”后期，为适应我国重返联合国的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一些研究单位和外语院校翻译了一批拉美国家历史和地理的书籍，共约30余种，囊括了几乎所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历史。其中复旦大学拉美研究室从1970年开始，在程博洪先生的带领下，先后编译出版了《拉丁美洲史》《拉丁美洲地理透视》《卡斯特罗与古巴》《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格瓦拉传》《拉丁美洲游击运动》《秘鲁的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庇隆与阿根廷》等十余本著作，该研究室一度聚集了近30名研究人员。这批翻译著作分别译自英语、西班牙语、俄语等语种，作者大多为当时相关国家的著名学者，译者也多为国内相关专业的骨干，因此，这批书在此后很长时间内成为拉美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拉美史研究机构和高校逐渐恢复了教学和研究工作。复旦大学拉美研究室正式恢复建制，1978年武汉师范学院的巴西研究室正式挂牌成立。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师范学院等十余所院校恢复和新增了拉丁美洲史课程。尤为重要的是，经过李春辉、罗荣渠、程博洪、黄邦和、乔明顺、梁卓生、沙丁、萨那等老一辈拉美史学者的多次酝酿和精心筹划，1979年12月中国拉美史研究会在武汉大学成立并召开了第一届年会。中国拉美史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全国拉美史研究力量得到了第一次整合，为之后拉美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从而推动了我国拉美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拉美史研究会自成立以来，紧紧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引导拉美史学研究与现实关怀相结合，推动了中国拉美史的教学与研究。从学会年会的主题，便可看出中国拉美史研究40年来所经历的轨迹。

　　1979年至1992年，拉美史研究会先后召开了9次年会。会议主题分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拉美民族民主运动”（1979）；“拉美独立战争的性质和拉美当代社会性质”（1982）；“西蒙·玻利瓦尔”（1983）；“当代拉美民族民主运动”（1984）；“拉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美拉关系的历史演变”（1986）；“哥伦布航行美洲”（1988）；“拉丁美洲的民族”（1990）；“哥伦布航行美洲”（1991）；“纪念美洲发现——两个世界文明汇合500周年”（1992）。其中，对拉美民族民主运动（包括拉美独立运动、西蒙·玻利瓦尔）的讨论，表明当时仍受“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影响；讨论拉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性质，则表明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知识界需要了解和认识拉美国家的发展状况；三次关于哥伦布航行美洲的讨论，则是与国际上开展的哥伦布航行美洲500周年的纪念活动相一致；最后一次是国际学术讨论会，它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对世界认识的巨大进步。另外，对美拉关系的讨论则是与20世纪反对美帝国主义对拉美的控制和掠夺联系在一起的。

　　1994年至2019年，拉美史研究会先后召开了13次年会，会议的主题发生了重要转向，即转向拉美现代化和中拉关系方面。如“拉美现代化及对外关系”（1994）；“20世纪拉美的重大改革与发展”（1999）；“全球视野下的拉丁美洲发展”（2001）；“20世纪拉丁美洲变革与发展”（2003）；“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式”（2005）；“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研究”（2007）；“中拉关系60年：回顾与思考”（2009）；“纪念拉美独立运动200周年”（2010）；“拉丁美洲文化与现代化”（2012）；“拉丁美洲与外部世界”（2014）；“全球史视野下的拉丁美洲文明”（2016）；“拉美史教学与研究”（2017）；“拉丁美洲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2019）。发生这种转向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国际格局发生重要变化，中拉关系渐入佳境，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发展，亟须现代化的历史镜鉴和理论支撑，而拉美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对拉美现代化的研究，还离不开时任拉美史研究会会长罗荣渠先生的作用和贡献。罗荣渠先生于1986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一文，率先转向现代化研究。

　　我国拉美史研究取得的成果

　　在拉美史研究发展的70年里，前30年是准备和积累时期，当时出版的有关拉美史的著作大多译自苏联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古巴和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内容。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拉美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在通史类方面，先后有《拉丁美洲史稿》《拉丁美洲：从印第安文明到现代化》《拉丁美洲简史》《拉丁美洲史》《美洲史论》等著作出版。其中，李春辉的《拉丁美洲史稿》，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撰写的拉美地区通史。该论著1973年出版了两卷本，时间下限止于1957年，1993年又在苏振兴、徐世澄等人协助下完成了第三卷，使下限延伸到1989年。林被甸和董经胜的《拉丁美洲史》强调以现代化为拉美独立后历史发展的主旋律，被誉为“中国拉美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国别通史有《阿根廷简史》《墨西哥简史》《墨西哥通史》《巴西通史》等。同时，拉美断代史的著作有《新世界的震荡：拉丁美洲独立运动》《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等，这两本书都是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的研究成果。此外，由社科院拉美所集体完成的158万字的《拉丁美洲历史词典》也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

　　经济史类著作，有《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拉丁美洲对外经济关系》《拉丁美洲经济制度史论》《拉美发展模式研究》《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外国资本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拉丁美洲的农业发展》《劳尔·普雷维什经济思想研究》《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等。

　　政治史类著作，具有代表性的是论述战后民族民主运动发展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政治》，以及对拉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历史回顾与分析的《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问题研究》。此外，还有《当代拉美政治思潮》《多洛雷斯的呼声——拉美民族解放风云录》《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史论》《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究》《当代拉美政党简史》《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及左翼社会运动》《拉美国家政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研究》《回顾拉美左翼思潮的理论与实践》等。

　　文化史类著作，有《古代南美洲的印加文化》《古代美洲的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玛雅与古代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玛雅文化：论玛雅与华夏文化同源》《失落的文明：玛雅》《失落的文明：印加》《墨西哥：文化碰撞的悲喜剧》《拉丁美洲文化概论》《拉丁美洲文明》《拉丁美洲思想史略》《拉丁美洲现代思潮》《全球化、民族主义与拉丁美洲思想文化》《托邦：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研究初步》《战后拉丁美洲教育研究》等。其中，《拉丁美洲文化概论》对拉美文化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系统归纳，《拉丁美洲文明》则论述了拉美文明的发展史，二者都展现了拉美文化和文明的独特性。

　　国际关系史类的著作，有《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该论著为国内美拉关系史研究的代表作；《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此为中拉关系发展史的代表作。此外，还有《拉美国际关系史纲》《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独立以来拉美外交思想史》《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走向开放的地区主义》《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等。

　　拉丁美洲现代化方面的著作，既有从拉美地区的角度对拉美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和经验进行归纳总结的《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又有从地区与国别结合的角度分析拉美主要国家现代化经验教训的《世界现代化历程（拉美卷）》。与此同时，还有《现代化战略选择与国际关系：拉美经验研究》《拉丁美洲发展问题论纲：200年崛起失败原因之研究》《西半球的裂变：近代拉美与美国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发展模式与社会冲突：拉美国家社会问题透视》《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拉丁美洲城市化：经验与教训》等。另外，在国别现代化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不少专著，如：《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墨西哥政治模式的历史考察》《巴西现代化进程透视——历史与现实》《巴西现代化研究》《巴西现代化道路研究：1964-1985年军人政权时期的发展》《阿根廷现代化道路研究：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考察》《智利现代化道路研究——1970-1973年阿连德政府“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农民、土地与政治稳定：墨西哥现代村社制度研究》《土地与自由：墨西哥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动员研究》等（以上罗列的成果侧重于地区史，还有不少国别的专门史著作，不再赘述）。

　　几点思考

　　如上所述，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撰写的拉美史成果大幅增加，同时拉美史学科在机构建设、学位点的设立、硕士博士生的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与国内其他区域、国别史相比，拉美史还有不小的差距。如研究深度不够，研究领域窄，存在不少研究盲点，尤其是古代文明史、殖民地历史、加勒比地区史的研究十分薄弱等。拉美史学科在研究人员数量、在权威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数量、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数量等方面都较少。多卷本的《中东国家通史》《非洲通史》已问世多年，但至今尚未有一套多卷本的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通史。中国拉美史的研究与国际学界相比，差距则更大。为此，或可从以下方面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一是重视拉美史人才队伍的培养。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老一代研究人员陆续退休，但未能很快递补上年轻的研究人员，致使拉美史研究队伍不断萎缩。一度昌盛的拉美史研究重镇纷纷出现了后继乏人的危机，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湖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拉美史研究室，到21世纪初仅各余一人。尽管2012年之后在“拉美热”的推动下，全国陆续建立起近60个拉美研究中心，但这些中心大多是在外语院校建立，未能解决拉美史研究人才短缺的问题。笔者以为，今后可以引导新毕业的拉美史博士向高校历史系平台流动，扩大有学位点的历史系作为人才培养孵化器的功能；倡导新兴的拉美研究中心将现状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吸纳拉美史专业人才，融入跨学科研究；鼓励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引导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专业的学生向拉美史转型；拉美史研究会和拉美学会继续合作，办好“中国拉丁美洲研究青年论坛”，鼓励青年学术人才成长。

　　二是加强对拉美史研究方向的引导。要缩小与国际学术界的差距，密切关注国际学术发展的趋势必不可少，因此，拉美史研究应该跟踪国际学术前沿，加强拉美史学史的研究，寻找创新性研究的切入点。伴随着我国现代化向纵深发展，拉美史研究应该在前一阶段现代化研究的良好基础上，继续“挖井”“深耕”，从地区、国别研究转向一些重点专题的研究，如拉美国家的社会转型、拉美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拉美现代化滞后的原因等。拓宽拉美史研究的新领域，如加强对拉美环境史、拉美宗教史、拉美法制史、全球史中的拉丁美洲、拉美华侨华人史等的研究。此外，为获得拉美史研究方面的话语权，中国学者应争取撰写多卷本的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通史。

　　三是强调拉美史研究方法的转变。以往有些拉美史的研究成果缺乏深度，一个重要原因是未能利用原始资料和档案文献来解读重大历史问题。因此，使用研究对象国家语言，利用第一手资料，将是今后拉美史研究深化的方向。但仅仅满足于挖掘史料仍是不够的，还应具备深厚的史学理论素养和丰富的跨学科知识。要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兼收并蓄其他史学理论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站在全球视野的高度来解读拉丁美洲历史，力求推出更多原创性的精品成果。

　　四是进一步深化国际学术交流，尤其是与拉美历史学家的交流。近年来我国外出参加拉美史国际会议或交流访学的人数逐渐增多，但学术交流的目的地多为英美国家，与拉美国家本土历史学家的交流则很少。拉美现代史学经历了百年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史学家，代表着拉美本土的声音。未来，我们在与西方拉美史学界继续保持联系外，还应该加强与拉美国家历史学界的交流，倾听他们的声音，进而推动中国拉美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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