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钱币

　　约公元前364年（一说363年），后来成为雅典知名政治家的德摩斯提尼向自己的监护人阿弗布斯发起诉讼，指控后者在担任监护人期间侵吞财产。案件审理过程中，德摩斯提尼细心列举了其父亲留下的财产：两个手工作坊，一座房屋，放贷出去及存储在私人钱庄中的现金，总计约14塔兰特。这桩诉讼案中有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就是德摩斯提尼的父亲配置资产的方式：既有房屋等不动产，也有手工作坊中的奴隶和材料，还有总额达到5塔兰特16明纳的现金放贷和存款，唯独没有土地和牲畜。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德摩斯提尼把所有财产，无论是房屋、奴隶和材料，还是家具和珠宝，都折算成现金。可以看出，演说家本人和负责裁决的陪审法庭的陪审员都默认，计算财产最便捷的方式是以货币现金来衡量，货币在雅典人的日常生活中显然已得到广泛应用。

　　另据普鲁塔克的记载，雅典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因忙于政务，把家务安排得尽量简单：他把一年的收成一次全部卖掉，需要物品的时候，再到市场上购买。他还雇佣一位管家帮助管理一应家庭支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谈到农民狄凯奥波利斯的行为时，先说他非常想念乡村，那里“不知有叫卖，自己生产一切，什么都不用买”，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他虽然被迫移居城市，但非常不习惯，尤其讨厌每天听到小贩在那里喊卖醋啊、卖木炭啊、卖油啊。然而剧本的结局，作家却意外地让他的主人公开辟和平市场，并用一扎蒜头和一筒盐从麦加拉人那里买了两个女孩，把一个告密者抓起来作为“陶器”从比奥提亚人那里换来鳝鱼和各种野味，而且用这些购买来的物品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

　　在雅典城邦层面，钱币似乎也渗透到国家政治运作的方方面面。据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自公元前5世纪中期起，城邦开始给担任公职的公民发放津贴，他们中包括陪审员6000人以及其他各类官员，外加重装步兵和舰队水手，总数达到两万人，全都获得数量不等的津贴。公元前4世纪初，出席公民大会者也获得津贴。所有这些津贴都以现金形式发放。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马蜂》中曾提及，一个陪审员要靠其担任陪审员的津贴去为一家三口买面包。雅典最为重要的节日泛雅典娜节，奖品虽然是牛、羊和橄榄油等实物，但也都被折算成现金价值。当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说服雅典人有能力应对斯巴达的挑战时，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雅典拥有足量的现金和海军舰队。依靠强大的海军和充足的金钱，雅典人有能力赢得战争。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金钱在希波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雅典用于建造战舰的费用，就来自劳里翁银矿的收入，而那笔钱过去是按照惯例要分配给公民个人的。因此，至少在古典时代，钱币一直在雅典城邦和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希腊其他城邦大多也广泛使用货币。公元前6世纪末，德尔菲的女祭司就已经两次受贿，发布对雅典僭主不利的神谕，最终导致了僭主的垮台。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的斯巴达是个例外。在波利比乌斯笔下，斯巴达人拒绝使用金银货币，不过一旦走向爱琴海，他们就不能不受到货币的影响。事实上，斯巴达人并不是不知道金钱的威力。公元前5世纪中前期，有两位斯巴达国王因收受金银贿赂被废黜。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斯巴达利用波斯金钱组建舰队，才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在色诺芬和相当一部分古典作家看来，斯巴达的衰落，原因之一便在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大量金银流入斯巴达。斯巴达人放任货币泛滥和财产集中，以致于大批公民破产，丧失了掌控霸权的资本。考虑到金钱的威力，柏拉图在借苏格拉底之口构建自己的理想城邦时，虽然承认城邦需要手工业者和商人，却拒绝给予钱币任何地位。

　　上述史实使美国学者沙普斯认为，公元前6世纪以降希腊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所有领域均经历了货币化过程。货币化摧毁了荷马社会的贵族统治，造就了以财富为基础的寡头政治和以平等为原则的民主政治，也深刻地影响了希腊人的思维方式。

　　近年对小额辅币的研究，似乎为货币经济在古代希腊的流行提供了证据。部分学者曾认为，希腊城邦发行钱币多出于政治或军事需要，并非服务于贸易：早期货币多缺乏小额辅币，不便于日常交易和使用。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希腊最早的货币即以弗所阿尔特米斯神庙的窖藏中，就有小额辅币。在后来的窖藏中，辅币日益增多，最小的辅币仅0.21克，出自400个左右的模具。据此推算，小额辅币的发行量可能达数百万枚。如此小额的面值和庞大的发行量，只能被理解为钱币被广泛用于日常交易。到公元前5世纪，更小的辅币出现，雅典的钱币有小至1/16奥波尔者（重为0.044克）。如果当时雅典一个成年男性一天的生活费2奥波尔是正确的估计，那么最小的辅币只有一天生活费的1/32，显然足以满足任何小额交易的需要。

　　与钱币用途紧密相关的是，希腊人缘何发明或者愿意接受金属钱币？据希罗多德记载，西方世界第一个铸造金属货币和经营零售商业的是吕底亚人。他们的做法启发了希腊人，公元前6世纪中期，小亚细亚的希腊人首先铸造银币，后迅速扩展到希腊大陆以及希腊其他城邦。古典时代希腊世界最有影响的是雅典的钱币。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枭币（因钱币上刻有雅典娜的象征猫头鹰得名）成为希腊世界的通用货币。最早使用钱币的城邦在人们的印象中多工商业发达，加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贸易促使货币产生的权威论断，使得近代的学者们一度普遍认为，贸易的需要促使了货币的产生。

　　作为结算和交易媒介，有官方权威保证质量且标准统一的货币，确实有利于贸易。但希腊钱币学的研究似乎不支持这个理论：希腊大陆上发行钱币较早且数量较多的地区，例如色雷斯和马其顿，贸易并不是很发达。同时，希腊城邦1000多个，大多数都发行自己的钱币，且钱币单位和成色还不一致，多样和杂乱的钱币毋宁是对贸易的阻碍；古代西亚和埃及长期以来从事贸易，但当希腊人的钱币已在地中海地区广泛流通时，西亚和埃及人仍拒绝使用金属货币。所以，仅用商业贸易来解释希腊城邦乐于使用钱币，难以完全让人信服。学者们提出的其他理论，如支付雇佣兵费用、突出城邦的认同等，或许能够解释某个或者某些城邦最初发行钱币的理由，却不能说明希腊人缘何在钱币被发明后不到50年的时间里，迅速接受金属钱币，并且在生活中广泛使用的事实。

　　法国学者布里松从希腊城邦公民平等的原则出发，认为除希腊本身富有银矿资源和打制钱币的技术外，使用钱币作为交换，体现了公民权利平等的原则：钱币既不会考虑使用者的出身，也不会带上使用者贫富的标记，所有使用钱币的人，在钱币的价值面前都是平等的。这种理论强调了城邦政治和社会结构与钱币之间的联系，颇有启发，但许多实行寡头政治的城邦也使用钱币，寡头制强调人类天生不平等，还有些城邦则使用他国的货币。

　　更重要的是，从世界范围看，古代印度和中国同样使用钱币，而且相当广泛，但它们的政治体制明显不同于希腊城邦。因此，对希腊人广泛使用钱币，我们确实要充分考虑政治因素——所有钱币都是希腊城邦当局发行，而且由城邦保证成色，体现了城邦的权威，也要顾及不同城邦发行钱币动机的复杂性：希腊城邦1000多个，每个城邦在发行钱币时都有自己特殊的理由。但我们还应注意希罗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论断，从经济角度去探讨希腊钱币的起源和作用：城邦发明和接受钱币的前提，已经预示了贸易的存在，甚至色雷斯与马其顿也不能自外于贸易交换。它们之所以生产和出口银币，是因为希腊世界有这类需求，其他城邦也必须用适当的货物换得金银钱币。埃吉纳和雅典发行钱币时，那里的贸易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将政治、经济和文化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兼顾各个城邦具体的背景，也许是解释希腊城邦钱币流行更可行的路径。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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