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大先的长篇纪实文学《去北川》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该书基于作者2021年至2022年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挂职期间的观察、记录和思考，从个体体悟入手，融合人类学、社会学等内容，对北川的历史人文、民族记忆、地理变迁、风物传统、现实发展进行生动书写，立体呈现北川的涅槃新生和飞跃式变革。为了引领读者更好地品读这本书，本报特邀西北民族大学教授王艳与刘大先进行对谈。

　　为北川立传，为历史赋形，为时代存照

　　问：第一眼看到《去北川》，感觉书名本身就有一种引人入胜的力量。能分享一下您记录这段挂职经历的创作构想吗？

　　答：2021年11月17日，我从北京出发，到北川挂职学习。尽管踏入的是一个从未涉足的地方，面对的是陌生的人群和未知的工作，但我很快开始了一段崭新的生活。这些让我深切体会到，人的适应能力是强大的，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沟通尤其重要。一直以来，我有写日记的习惯，这本书就是在记录生活、工作及体验的基础上，回来后利用假期和业余时间写的。

　　北川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那里居住的不仅有羌族，也有藏族、回族、汉族等，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方。北川全境皆山，是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自然过渡的地带。文化杂糅是过渡地带的特质之一，因而《去北川》没有采用报告文学式的写法，也没有遵循单一的叙事风格，而是更多借鉴人类学的整体观，从多角度、多层次审视和描绘这片土地上的地理、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这是结构上的特点。其次是比较的视野。我国地域辽阔，各个地方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这种特色在比较中更能凸显。这些是我最初的创作构想。

　　问：挂职期间，您走过了北川所有的乡镇，这首先是您的日常工作，同时也是在创作之前便有的设计和规划吗？

　　答：由于工作需要，我走遍了北川的19个乡镇。我并不是以采风为目的的作家，或是一位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而是成为当地有机组成的一员，我的生活与当地人民紧密相连。只有踏足每一个乡村山寨，与当地人民在一起，我才能够了解他们的生活，知晓他们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这样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无疑是非常宝贵的。

　　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在地方挂职，我能做的就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沉潜进北川人的生活中。当我意识到自己可以以“北川人”进行自我表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为北川立传、为历史赋形、为时代存照的责任感。

　　问：您在书中谈到《去北川》带有泛人类学的色彩，请问您如何界定自己的作品？

　　答：算是一部宽泛意义上的非虚构作品吧，可以将其称为纪实文学，也可以称为长篇散文。《去北川》采用网状叙事，涉及北川的地理构成、人文历史、民俗风物、婚姻习俗，以及居民在这些背景中所形成的情感结构和精神状态。此外，我也尽量描述了地方风物，包括动植物、自然资源，以及北川人民在此基础上创造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建筑、民俗、节日和庆典等。《去北川》的每一章节都是围绕一个特定主题展开，可以说是一个准人类学式的写作。

　　同时，《去北川》也是一个个人化的写作，避免用全知全能的视角来说，而是以“我”的有限视角来说。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报告文学通常以叙述故事或塑造人物形象见长，而我在这部作品中并未采取这种手法。《去北川》不是讲述一个孤立的故事，而是旨在勾勒一幅包含多元线索、多样性因素、多种复杂社会关系的图景，以及这些关系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变迁。

　　历史与记忆，过去与未来

　　问：作品每一章的前面都引用了民歌、史诗或者民间故事的片段，正文中也穿插着《羌戈大战》《大禹王》《木姐珠与斗安珠》等。民间文学对您的文学创作给予了什么样的滋养？

　　答：民间文学尤其是口头文学的历史远长于精英文人书写的文学，其中蕴含着非常深厚的历史经验和民间智慧，能够给当代文学提供滋养。我之所以在每章前都会引用一段代表性的民间文本，一方面是它们本身的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和观念与当下依然息息相关。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次历史变迁，但是文化始终没有断裂，而是保持了赓续不绝的统一性，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有着共同的精神家园。而民间文学、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精神家园的有效载体。

　　比如在北川本地的传说中，大禹生于禹里镇石纽村，现在还能找到一些遗迹。从现实来看，四川、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山西都有和大禹有关的古迹。“禹迹九州”，大禹的足迹遍布中华大地。这就意味着大禹后来不再局限于某个地方，而是升华为一个九州共有的集合体。中华文化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存在，原先的古羌人、古氐人、古汉人，随着历史不断演进发展，都融合到中华民族中。大禹正是这样一个文化融合的个案，其他被神格化的历史人物，如尧、舜等，也都有着类似的融合和凝聚功能。

　　问：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一章中，您引用了很多历史文献。您怎么看待历史与现实、过去和未来的关系？

　　答：过去和未来之间是现在，是当下的生活。现在是过去传承的结果，也是开创未来的起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历史和记忆。当下的生活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之上的，在展望未来、规划未来时，我们能够不断从过去寻找源头活水，激活遗产，进行实践。当然我们不能将历史作固化、静态的理解，而是要不断返本开新，创新和发展历史留下的遗产。

　　描摹乡村振兴新人新貌

　　问：您在何谓“新北川”中提到，新时代的乡村书写，最关键的还是人。您心目中的新北川人是什么形象，又如何体现于笔下？

　　答：新北川人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豁达、乐观和积极。他们曾经经受过伤痛，但是把创伤埋藏在心底深处，然后擦干眼泪，继续生活。北川县城中心的新生广场上有一个纪念碑，上面题了一句话：“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人民！”这句话铿锵有力。中国虽然经历了多次灾难与曲折，但是拥有不服输、打不垮、生命力顽强的人民。北川人正是伟大中国人民的代表，他们有一种乐天向上的精神，有直面困难、承受一切的勇气，有能够重建家园、奔赴幸福的底气。

　　问：书中有一个人物叫小侯，可以说是新北川人的代表。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是否可以算是新北川发展的历史切片？

　　答：是的。小侯是一位“80后”藏族人，生长在农村，走出大山后又返乡创业，现在经营着北川县规模最大的一家民宿。他在社会中不断磨砺学习，贩卖过土特产、开过歌舞厅、做过乡村旅游、开发过房地产等，后来成为“农民工之家”的党支部书记，帮助农民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时代变迁中，他抓住机遇，完成了身份转换和自我蜕变，成长为一个举止得体、谈吐大方的企业家。还有一位羌族人小刘，也是十几岁出门闯荡，后来又返乡创业。我觉得他们是新北川人的一个缩影，这也是乡村振兴的本意——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是为了让最广泛的人民获得财富、认可和尊严。

　　从“很好的样子”到“更好的样子”

　　问：202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北川县曲山镇石椅村干部群众时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要把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搞好，你们是一个很好的样子。”石椅村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样板村，能谈一谈您眼中的石椅村吗？

　　答：我去过很多次石椅村，它距离老县城两公里，在一个半山腰上，道路崎岖，被称为“云朵上的羌寨”。“5·12”地震之后，石椅羌寨凭借羌禹文化和自然资源等优势，重建为“川西第一羌寨”。在当地政府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石椅村大力发展种植业，同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依托，推出采茶节、枇杷节、羌年、祭山会、羌家坝坝宴等文旅节庆活动，2022年累计接待游客20万人次。我觉得这就是石椅村之所以成为样板村的意义所在，它不断吐故纳新、自我蜕变，这才是既没有断掉根、同时又在往前走的可持续发展。

　　问：《去北川》为我们描摹了新时代的乡村图景，您认为新北川之“新”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答：新北川之“新”不仅体现在外在的基础建设、医疗教育、农业经济、文化旅游的“山乡巨变”上，更为重要的是新北川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们摆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形象，积极融入到新时代的城乡建设中去。如今走在新北川的街头，可以看到林立的楼宇、宽阔的道路、整洁的绿荫和绕城而过的河流，汉、藏、羌等各族同胞在这片土地之上繁衍生息、融为一体，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

　　我在北川时，那儿的干部常说：“社会的治理和发展，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你跟老百姓同频共振就容易，你跟老百姓不是一条心就难。”这句话包含了北川凤凰涅槃、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所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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