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边疆视域下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文明统一性研究》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单位联合主办。来自国内多所研究机构与高校的与会专家学者，从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不同角度切入，探讨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等问题。本报特摘登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5月24日，在深圳文博会上，小朋友在展台体验3D奇幻空间。新华社记者 邓华摄

加强中华文明统一性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 邢广程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作为中国历史研究院所属6个研究所之一，中国边疆研究所全体同志在备受鼓舞的同时，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迅速掀起学习和研究的热潮。一年来，我们撰写、发表了一批研究阐释文章，同时也引导、组织学界专家撰写、发表了相关文章，形成了较好的学术影响力。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中华文明统一性研究》，既是对我们一年来研究阐释成果的总结，更是我们持续推进相关工作的新起点。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更多学术贡献。

　　首先，从突出的统一性入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将“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作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中华文明有五千多年延续不断的历史，其间经历了很多危机和磨难，特别是在1840年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但是在这样的重大挫折面前，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中华民族没有分散，这本身就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总书记还特别强调了“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强调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这些重要论断都是学术研究的重大命题。

　　第二，研究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要和研究中华文明其他特性紧密联系起来。中华文明五方面突出特性是一个整体，彼此之间紧密联系。比如说，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的地理空间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的疆域，中华文明的政治空间是承载五千多年不间断的中华文明政治行为体——国家形态，中华文明的精神空间是逐步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千多年不间断的中华文明时间轴与中华各民族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地理空间、政治空间和精神空间相结合，构成了中华文明完整的时空观和时空架构。

　　第三，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与“两个结合”具有内在的连续性。在谈“两个结合”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国家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可见，“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我们要从“两个结合”这个大的视角来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顺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由此引出我想讲的第四个观点，就是总书记提出的新命题——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各民族文化互化融合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副主任 王震中

　　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走的是文化互化融合的道路。例如，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向少数民族学习，通过“胡服骑射”而改变华夏服装和兵种——穿胡服、组建骑兵，就是文化交融互化的举措。《史记·匈奴列传》说：“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不但使自身军力和战力迅速提升，变得强大起来，而且还成为古代中国军事和兵种变革的契机。

　　赵国的邻国中山国，原本是北方少数民族鲜虞建立的小国。考古发现表明，中山国华夏化程度很高。从中山国两座王陵出土的文物，包括青铜礼器、乐器、生活用器、雕塑以及玉石器、漆器、陶器和青铜器铭文来看，这些物质文化与同时期的赵国、韩国和魏国墓葬出土的文物相近，具有中原文化的特点。只是一些帐幕构建，还反映出游牧生活的痕迹。这说明，战国时期北方民族鲜虞所建立的中山国，在与赵、韩、魏等政权长时期交往过程中，与中原文化方面的差异逐渐消失，走向华夏化道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华夏文化的胡化，而中山国则是胡文化的华夏化，二者的变化属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上的互化融合。

　　再以音乐和文学艺术为例，从南北朝到隋唐在北方流行的所谓“胡歌”“胡乐”“胡舞”“胡戏”，最后都融进了汉文化，成为汉文化的组成部分。流传至今的《敕勒歌》云：“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北朝敕勒人唱的一首民歌。脍炙人口的《木兰辞》，创作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它在艺术形象上反映出北方妇女的特色；在语言文字上，词兼胡汉，“天子”“可汗”并用，是在民族融合土壤上开放的一朵奇葩。

　　北朝的音乐直接影响了唐代的乐曲，唐十部乐有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其中大多是来自北朝的胡汉混合乐。北方的河朔文化和南方的六朝文化一起，构成了高度发达的唐文化的两个来源。元朝的戏曲、散曲、元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各民族文学艺术交融的结果。中华文化是不断吸收各民族文化精髓，并通过文化互化融合而形成的，其中的许多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具备超越时空的价值，因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是人类文明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

提升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水平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陈光金 

　　现代化作为一种概念，是有结构的，是在结构中的。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概念结构的构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尝试为研究现代化或社会现代化提炼核心概念。从宏观的角度看，现代经济学关于现代经济体系的理论建构，基本上是围绕效率、竞争和创新3个核心概念展开；现代政治学关于现代政治的研究则基本上是围绕民主、政党、法治3个核心概念展开；社会学关于现代社会或社会现代化的研究，我个人理解，或许可以把社会权利（民生）、社会结构、社会治理、社会规范作为核心概念展开。

　　其中，在社会治理层面，国家（政府）—市场—社会关系问题，是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正确处理国家、市场、社会等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提供了遵循。

　　历史上，边疆地区处于国家权力体系的边缘，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问题较为突出。今天，边疆已不再是以往的边缘区域，要进一步提升边疆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从治理对象而言，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不仅要实现对治理对象的管理，更是要为治理对象提供服务和引领，在治理过程中寻找管理与服务的动态平衡，实现管理中有服务、服务中有管理，这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问题。

　　就社会治理机制而言，当前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机制还处于初级阶段，在法律与制度层面对国家、市场、社会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关系的界定，还要进一步明确。同时，不同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与渠道差异较大，其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行为方式，即参与、互动、协商、服务、合作等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建设现代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融合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重要载体，在多元主体间建构行之有效的协同治理机制，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形成发展的关键所在。要进一步明晰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及各治理主体间的关系、角色定位、职责分工，完善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互动协作的制度框架，提升各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意愿与能力，促进市场、社会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集体行动机制，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系统性和稳定性建构。

中国历史叙事与中华文化主体性

□ 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赵庆云

　　文化主体性是非常专业的命题，学术界对其内涵有不同解读。综合起来看，文化主体性主要指文化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独立性，主要包括文化认同中的自我意识，以及文化建构中的自主能力。“中国”和“中华”不仅是一个地理指称，更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只有不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我们才能具有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才能真正具有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中国社会正常发展进程被打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自信遭到西方殖民主义者无情摧残，尊西趋新成为莫之能御的时代潮流。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有了根本的依托，中华文明历经近代以来的沉沦而终于开始复兴重光。回顾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肩负起守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事史学研究，研究的议题为此前所不能想望；他们也注重中国主体立场，在接受苏联史学影响时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例如，范文澜强调不能“削中国历史之足适西欧历史之履”，敢于挑战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的权威论断。侯外庐区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内在本质与外在表现，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经历了具有“改良”特征的维新路径、提出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存在“特别的自由民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居于完全主导地位，打破了传统史学以精英为本位立场的格局，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研究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并构建了一套全新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史学领域，而及于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套知识体系虽然未尽完善，其内核却具有合理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动力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不仅是我们考察历史需要遵循的理论基础，也是解释当代中国历史进程和发展道路的重要理论工具。唯物史观廓清了笼罩在历史上空的迷雾，观察历史鞭辟入里，具有科学性与深刻性，能透过纷繁的历史现象走向社会历史深处，把握其主脉和本质。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发展最为重要、最为深厚的学术传统，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史学体系为例，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近代中国的丰富史实出发，经过长期研究，形成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社会主要矛盾、发展脉络等基本认知框架。客观而论，中国近代史的这一理论解释体系，是近百年来几代历史学者经过长期探索争论而形成的对于近代史的科学认识，相当程度切合历史发展实际进程，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有很强的学理性。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的这一理论体系和认知体系深入人心，其内含的概念范畴、基本观点与价值取向，经受了时间的检验和淘洗，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为例，20世纪90年代学界曾有一些学者对之提出质疑和挑战，但经过热烈争论后，质疑者也不得不承认，相对于提出的种种替代性概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是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最好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的具体研究已大为深入，但总体叙事却难有大的突破，事实证明，原来的近代史叙事体系虽然存在局限，但具有内在合理性，要构建能够取而代之的叙事体系并非易事。对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知识体系加以全面总结和客观公允的评价，坚持其基本立场与基本精神，是新时代构建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的基础。

　　当今世界西方各国皆强调史学的主体性，将国史话语权操诸己手。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基于硬实力的优势地位，构建了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进而欲主导非西方国家的史学话语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的交汇日益加深。欧美国家的学者经常提出一些新颖的理论，受到国内学者仿效，同时也出现盲目追随、生搬硬套等现象，不自觉地放弃了史学主体性，将中国史的解释权拱手让人。

　　“唐宋变革论”（“宋代近世说”）、“征服王朝论”，是当前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颇为流行的历史解释模式。西方学界以欧洲历史为模本来看中国历史，认定广土众民之中国是一个与欧洲、中亚的帝国并无区别的“帝国”，是靠民族征服、同化来维持的，进而将多民族中国看作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质疑中国的历史连续性。这一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影响既深且广，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是天经地义般无可置疑，一些中国学者对此解释模式背后隐含的“西方中心”文化政治立场习焉不察，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主体性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国硬实力迅速增长，人们的文化自信日趋加强，史学研究的主体意识趋于强化。不少学者呼吁不能再一味眼光向外，中国学者应致力于构建中国历史的理论体系、宏大叙事，而不应只为西方理论做注脚。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摆脱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羁绊，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确立文化主体性，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和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精神实质上一脉相承。我们要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坚持“两个结合”，挖掘中国史学传统资源，融合国内外优秀思想学术资源，加强史学主体性，形成以我为主的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确立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史的话语权，从而与欧美史学界进行双向的平等交流与对话。

• 前一则: 奋力建设美丽新疆|走进新疆·特刊
• 后一则: 邢广程：加强中华文明统一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