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开拓了辽阔疆域、书写了悠久历史、创造了灿烂文化、培育了伟大精神。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量历史事实、考古实物、文化遗存充分说明，新疆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重要成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贯穿新疆历史发展全过程。

　　——编者

新疆坎儿井工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体现

　　新疆坎儿井工程是各民族尊重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的智慧体现，处处透露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吐鲁番盆地具备建设坎儿井的地形、地质、水源等有利条件，各族群众在长期的历史经验积累中，因势利导，结合中原水利技术，巧妙地建造了坎儿井。坎儿井作为农业灌溉水利设施，其开发与人口聚集密切相关，有坎儿井的地方几乎都成为居民点。如吐鲁番高昌区附近亚尔镇、原种场、主城区的坎儿井多达数百条。同时，坎儿井的输水方式合理配置了有限的水资源。水流处，植被繁茂、虫鸟飞鸣；竖井口，穴居动物栖息；井壁上，鸟类筑巢繁殖；涝坝里，鱼类、两栖类遨游，形成小流域生态环境。坎儿井对于维系和保护绿洲生态平衡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人类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

　　开发与保护并举的可持续发展观。坎儿井须时常清底捞淤、掏挖或延伸，并不时加固维修，才能保证长久使用，因而在其建设的同时形成了定期掏修的传统。清代新疆档案记载，“每年修理渠道及酌开卡井，责成户长约束稽查”。新中国成立初期，吐鲁番县人民政府制定“五定”制度，在各乡配备专门的挖井队，村民也自发制定公约，共同保护坎儿井。2006年以来，新疆对坎儿井进行全面修复和保护工作，特别是从2009年起实施的坎儿井保护和利用工程，让坎儿井重新焕发生机。

　　在传承中不断创新的技艺观。新疆各族人民对坎儿井的维修和保护，既沿用古老的掏挖工艺，又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汉代中原井渠法的传入为坎儿井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各地之间的人口流动为坎儿井掏挖技术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尤其是清道光年间林则徐对坎儿井开挖之法的改进，使坎儿井得以大规模开发，并催生了专业的掏挖群体。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组建掏捞队，配备拖拉机、滑轮、钢丝绳等现代掏修设备提高效率。2009年以来，新疆持续对基层从事坎儿井保护和维修的工匠进行培训，使坎儿井开凿、掏捞技艺后继有人。

　　各民族交流互鉴的文化观。吐鲁番是丝绸之路沿线重镇。长期以来，各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坎儿井因此也具有多元文化融合的突出特征。在开发群体上，坎儿井的开挖与保护是各民族共同参与的成果。在经济互动上，坎儿井以私水为主，可以自由出租与买卖，有效实现了资源合理配置，展现了各民族在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在文化互鉴上，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大量坎儿井买卖契约，尤其是民汉文合璧的买卖契约，既继承了魏晋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契约格式，又吸收了高昌回鹘时期汉文与回鹘文的契约形式，体现了中原与边疆在各方面的深度交流互鉴。

　　（作者：新疆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西北边疆治理文献与研究中心、历史学院赵毅副教授研究团队）

古代西域驿站： 读懂历史的一把钥匙

　　古代西域地区地域辽阔、交通不便、人口居住分散，一处处散布其间的驿站不仅是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边疆的重要机构，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和桥梁。

　　驿站往往处在重要交通节点上，为各民族贸易互动提供了空间载体。汉代，自敦煌西至盐泽（罗布泊），往往起亭，为过往使者商旅提供保障。唐诗云：“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在中原与西域的民间贸易中，丝织品、茶叶、畜产品贸易较为常见。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唐代绢、绫，主要来自丝织业基地成都平原。清代方士淦《东归日记》载：“口外茶商，自归化城出来，到此销售，即将米面各物贩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处，关系最重。茶叶又运至南路回疆八城，获利尤重。”以古代西域驿站为载体开展的民间贸易活动，推动了各民族生产生活的互补与经济生活的共同发展。

　　驿站所提供的相对固定的生产空间，促进了不同经济类型的互补与融合更加快速地进行。农业耕种、畜牧养殖等功能各异的场所在古代西域驿站中都寻到了踪迹。中原地区农作物品种和先进生产工具的引入，促进了古代西域农耕经济的发展。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了水稻、青稞等粮食作物标本，还有镰刀柄、石磨盘等农具。大规模的屯田与人口迁移，也催生了古代西域手工业发展的需求。元代，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设立冶场，“鼓铸农器”，且设有织染局。各民族在互动中，推动了古代西域经济结构的变迁和完善。

　　驿站作为各民族互动的重要舞台，推动了文化资源流动与融合。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以龟兹乐舞为代表的西域乐舞通过古代西域驿站进入中原地区。新疆库车市苏巴什佛寺遗址出土的木制舍利盒，绘有舞者表演大型歌舞戏苏幕遮时的场景。唐代诗人白居易《胡旋舞》云：“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大量中原传统典籍和文学作品也传入西域地区，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韩朋赋》等文学作品，丰富了戍边将士的生活，并在当地流传。

　　古代西域驿站的人际传播活动勾勒出历代中央王朝与西域的交往情况，展示了各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生动体现了历史长河中各民族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各民族通过人际传播活动中的互动，在利益诉求、发展目标、价值信念、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共同性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作者：张允，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院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研究员；王慧霞，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回鹘文文献：西域和中原互相学习的见证

　　回鹘文是一种音素文字，主要流行于8—15世纪，曾被包括回鹘人在内的多个民族使用。新疆吐鲁番及甘肃敦煌一带发现大量的回鹘文经典、社会经济文书、医学文献、文学作品、碑刻等文字材料，其中包括《高昌馆课》《高昌馆杂字》等汉文回鹘文合璧文献以及《居庸关石刻》《莫高窟六体文字碑》《大元肃州路也可大鲁花赤世袭之碑》《有元重修文殊寺碑》等汉文回鹘文合璧碑。

　　存世的回鹘文文献中，有相当高的比例是由汉语译入的佛教经典，也有一些由汉语译入的世俗文献。高昌回鹘时期，大量汉文经典被译成回鹘文，佛教僧侣和知识分子是主要翻译者。汉文和回鹘文有相当长的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的历史。早期的回鹘文碑铭文献中，出现了不少汉语借词，如，“听”“断（撕）”“珍珠”“墓穴（寝）”等词汇，在现代维吾尔语中仍在沿用。

　　回鹘佛教的兴起与汉传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回鹘文佛教文献中贯穿着汉传佛教文化及汉文佛经的强烈影响。早期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译自吐火罗文。随着汉传佛教影响的加深，《金光明经》《俱舍论》《八阳神咒经》等佛经，则是从汉文译成回鹘文的。汉文《大藏经》经、论部分，有不少都有回鹘文译本。迄今已知最早由汉文译成回鹘文的文献，也来自这一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精通汉语和回鹘语的优秀翻译家，如胜光法师、安藏法师。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由玄奘弟子慧立依玄奘口述初纂，后经彦悰补修而成，记述了玄奘赴佛教起源地印度求法的沿途见闻，及其返回长安后组织译经等情况。大约在10世纪，该书由胜光法师自汉文译成回鹘文。回鹘文文献存世稀少，像《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样全文译为回鹘文的长篇高僧传记更是绝无仅有。

　　胜光法师精通汉语和回鹘语，熟悉汉文化和汉文经典， 从汉文翻译了诸多作品。他翻译的回鹘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语言优美，词、音、意表达准确。他在书中多次将大唐翻译为“Ulugh tawghach”，在表示中国的“tawghach”（桃花石）前加“Ulugh”（伟大的）。根据史料推测，胜光法师还精通梵文和龟兹文。佛教是从印度先传入西域，再由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但胜光法师没有从梵文或龟兹文翻译他的另一部译著《金光明经》，而是选择了从汉文翻译，把中原佛教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到西域。这一事实说明，西域和中原互相学习，彼此保持着密切联系。

　　正如回鹘语文学家耿世民指出的，“汉文《玄奘传》这部重要的著作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被一位古代维吾尔族学者译为本族语言，绝不是偶然的。这是长期以来新疆各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一起生活在统一的祖国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相互学习、彼此影响的必然结果。从胜光和他的译作中，我们又一次清楚地看到维吾尔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亲密关系”。

　　（作者：热孜娅·努日，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皇清职贡图》： 各民族共同生活群像

　　《皇清职贡图》是反映清朝各民族朝贡情况的图文合璧文献，有四卷的彩绘本、八册的册页本、九卷的刻本，其中刻本最常见。该图是乾隆皇帝在1751年命军机大臣傅恒等人组织整理绘制的。其中，第二卷涉及新疆各民族，既包括今天生活在天山南北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也包括迁居甘青地区的维吾尔族、东归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展示了清朝统一西域的历程，呈现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画卷。

　　展示清朝大一统疆域。《皇清职贡图》通过对历史的回溯，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例如，“伊犁即古屈里地也”“哈密回民即唐时回纥苗裔，明置哈密卫嗣服，属于准噶尔”“鲁克察克、皮禅二族……亦唐时回纥苗裔也”；明确了新疆地区纳入清朝大一统版图的时间，如，“乾隆二十年平定伊犁”、乾隆二十二年哈萨克“遂隶版图”，乾隆二十三年布鲁特“遂隶版图”“乌什城霍集斯伯克遣子莫杂帕尔来京瞻仰”等。同时，记载了新疆维吾尔族迁居甘青地区的情况，如“其瓜州五堡回民则系雍正年间投诚安插者”“鲁克察克、皮禅……本朝雍正四年投诚内附，安插于肃州之金塔寺威鲁堡”。此外，还记载了土尔扈特部“乾隆二十一年曾遣使入贡，三十六年，其子渥巴锡与合族台吉谋挈全部十万馀众归顺”的史实。

　　展示清朝对边疆的治理。《皇清职贡图》体现了清朝因地制宜、因俗施政的管理理念，在南疆和北疆伊犁地区沿用伯克制。如，“伊犁等处台吉之下，各置于宰桑以辖民人部落，职有大小，以所辖之远近为差”“乌什、库车、阿克苏等城回人……其回目谓之和卓木，各城有伯克以辖之”“伊犁塔勒奇、察汗乌苏等处回人……其回人阿迪斯、伯克乌素卜等”。

　　展示新疆各民族文化生活。《皇清职贡图》所描绘的新疆各民族衣食住行，直接反映了当地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面貌。如，生计方式上，伊犁等地的蒙古族“专事游牧”“招回人耕种”“伊犁民人以游牧为事，耕凿咸仰食于回人”，阿克苏、库车、喀什噶尔等地的维吾尔族“各居城堡，以耕牧为生”，哈萨克族“其俗以游牧为生，亦知耕种”，柯尔克孜族“其俗以耕牧为生”等等，展现了新疆各民族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社会生活上相互交融的状态。在服饰文化上，各民族服饰各有特色，又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以男子服饰为例，帽子是较为普遍的穿戴，有高顶、平顶，也有无沿帽等，耳朵上多饰以珠环，喜欢衣以锦绣，如“镶边长袖锦衣”“长领锦衣”等。女子多辫发双垂，冠服革鞮与男子类同，也喜欢饰以珠环。《皇清职贡图》还记载了新疆各民族饮食风俗情况，反映出各民族之间的广泛接触和密切往来。

　　（作者：陈芳园，陕西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

唐代考古实物： 证实新疆自古与伟大祖国紧密相连

　　“大一统”是我国自秦汉以来就基本形成的政治理念和独特优势。唐朝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进一步巩固，“大一统”理念深入人心。

　　公元640年，唐朝平定高昌，以其地置西州，在新疆东部设置伊州、西州、庭州，牢牢控制中原通往新疆地区的战略要道；同年，在新疆西部和南部沿边要地，以安西都护府（后升为安西大都护府）为统领，设置了“安西四镇”；公元702年，在新疆北部设置北庭都护府（后升为北庭大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保证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有效管辖与治理。唐朝中央政府还在当地设置羁縻府州，给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以都护、都督、州刺史等名号，允其以旧俗治理其部众。

　　在新疆出土的考古实物中，包括大量带有朱色钤印的文书和纺织品，可辨识的唐代官印有“安西都护府之印”“西州都督府之印”“蒲类州之印”“伊吾军之印”“高昌县之印”“天山县之印”等，这些文物充分表明“大一统”和“天下一家”是唐朝奉行的政治理念。不仅如此，从新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发掘实物亦可看出，唐朝在西域地区建立了“烽戍─镇─城─守捉─军”五级安全防御体系，有效维护了西域社会稳定和唐朝政治安全。

　　政权认同是多民族国家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增强各民族政治凝聚力的保证。唐朝中央政府在西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治理体制，保障了西北边疆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各民族对唐朝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大为增强。

　　唐代，西域生活着汉人、回鹘人、吐蕃人、突厥人、于阗人、粟特人等众多民族。唐朝中央政府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在西域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促进了农业发展。唐朝平定高昌后，将当地的官有土地分配给旧官吏、乡绅和百姓。新疆出土的唐代文献中，有多份涉及受田、退田、应受田、合受田等类别的文书资料。唐朝还沿袭前代屯田戍边传统，进一步扩大西域屯田规模，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增强了西域各民族对唐朝中央政权的认同。

　　新疆考古实物证实，有不少西域的少数民族人才在唐朝政府机构任职。如，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粟特人康氏家族墓中，据“领兵胡将”康延愿的墓志铭文记载，其先辈出自中华，迁播届于交河之郡。安史之乱爆发后，许多西域少数民族将领保卫国家、出生入死，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于阗王尉迟胜亲率五千于阗子弟不远万里“助国讨贼”更是传为佳话。

　　（作者：张新国，新疆医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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