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的建立者是女真。女真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起源于东北地区。女真内部有熟女真、生女真之别,其社会发展的步伐并不一致。与辽邻近的是熟女真,发展程度较高。生女真相对落后,其社会发展形态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基本是以血缘关系组成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渔猎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
10世纪中期,生女真包括几十个部落,完颜部是其中较大的一个。11世纪中期,完颜部强大起来,邻近的部落纷纷归附。辽任命完颜部乌古遒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完颜部首领取得了作为部落联盟世袭首领的权力,统一了女真各部,向建立集权政权迈出了重要一步。1115年,完颜部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了君主专制的金政权。此后,在1125年联合北宋灭辽,1127年又南下灭北宋,1153年迁都燕京(今北京),形成奄有北方、与南宋对峙的局面。完颜部的发展如此迅速,究其原因,实有赖于生女真对于中华历史文化认同的深入。
虽然早在隋代,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先民就遣使表示对中华文化的向往,并在唐朝时由朝贡的附属部落发展而为唐朝统治下的羁縻之州。但是,对于处于东北边陲的生女真人来说,建立集权政权的历程显然与契丹、党项有所不同,即其最初接受的先进文化,更多的是得益于毗邻的辽,得益于历史积累的政治、文化经验。因为辽长期据有燕赵故地,社会发展远远走在了前面,从而影响了女真人文化认同的形式与途径。
金朝建立后,完颜阿骨打令臣僚仿照契丹大字和汉字创制女真文字,图为女真进士题名石碑上的女真大字。来源:开封市博物馆
关于女真与辽在文化授受及其发展方面的关系,《金史》卷66《始祖以下诸子传》有这样的记载:“女直初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于是诸子皆学之。”
事实上,女真抗辽斗争的形势,也面临着多种发展道路的选择,但是最终完颜阿骨打对先进文化的认同与选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渤海人杨朴扮演了重要角色。
杨朴,渤海人后裔,年轻时以博学雄才考中辽朝进士。他为人慷慨有大志,多智谋,十分熟悉儒家之道和封建典章制度,但辽统治者对杨朴并不重视,只是让他在枢密院内做校书郎。完颜阿骨打起兵伐辽后,杨朴投奔女真反辽的队伍,并很快成为了完颜阿骨打最信任的谋士之一。对于女真贵族来说,具有深厚文化修养的杨朴,犹如一座桥梁,对女真贵族了解中华历史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对辽朝和女真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全面分析后,杨朴向完颜阿骨打提出建立政权称帝的建议,即变家为国,跨出以血缘为核心纽带的氏族部落联盟,建立一个东滨大海、西连西夏、南邻宋朝、北接远方各部的女真政权。最终,完颜阿骨打听从了杨朴的建议,于1115年在会宁(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登极称帝,国号为“金”。
铜坐龙,出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会宁府遗址。 来源:黑龙江省博物馆
金朝的建立,极大激发了完颜阿骨打认同并吸收中华文化的热情。他的文化认同取向,也为金朝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依据与规范。在金朝政权的建设过程中,因认同中华文化而受益的金太祖及其后继者,在以征伐拓展疆域的同时,格外注意吸收辽、宋士人,授予他们官职,令他们参加政权建设,创建典章制度,这对于金朝社会发展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比如,在文化、习俗及礼仪制度方面,清朝英廉等编《日下旧闻考》卷3引《金图经》记载,“金人本无宗庙,又不修祭祀。自平辽后,所用执政大臣,多汉人,往往说天子之孝在尊祖,尊祖在宗庙。金主多开悟”。《金史》卷43《舆服志》记载,“金初得辽之仪物,既而克宋,于是乎有车辂之制”。在经济、法律、选举、职官等制度方面,《金史》卷26《刑志》记载,“太宗虽承太祖无变旧风之训,亦稍用辽、宋之法”。《金史》卷51《选举志》记载,“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金史》卷55《百官志》记载,“天辅七年(1123年),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天会四年(1126年),建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至熙宗颁新官制及换官格,除拜内外官,始定勋封食邑入衔,而后其制定。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可见,金朝国力发展较为迅速,与其文化认同意识增强关系密切。
关于历史文化认同对于金朝政权建立和女真社会发展的意义,《金史》卷125《文艺上》的序论颇能说明问题。该序论云:“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来,渐立条教。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这段论述,亦可视为金朝及女真社会认同中华历史文化之历程的写照。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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