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至20日，作为武术界最高级别的国际赛事，第十六届世界武术锦标赛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沃思堡市举行。经过4天的激烈角逐，中国队最终夺得15枚金牌，位居奖牌榜首位。

　　中国武术，我国的一项传统体育运动，中国国粹之一。武术在历史文献中被称为“武功”“技击”“武戏”“武艺”等，民国时期又有“国术”之称，我国东南地区和海外部分地区习惯称之为“功夫”。武术包括踢打摔拿、器械攻防以及相关的医疗养护知识与实践，既注重体格之锻炼，又关注精神之修养，兼及体操之功能和舞蹈之美感，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优秀文化遗产。

　　1、“武德”，中国武术与生俱来的精神内核

　　武术源于古代的狩猎活动和军事战争，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经有“武”字。“武”字从“止”从“戈”，“止”为人足部的象形，“戈”为古代常见的兵器。中国古文字学家、训诂学家于省吾指出，“武”字本义为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行也；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即武器也。

　　甲骨文中表达军事征伐示威之“武”，在西周时期被赋予“德”的内涵，成为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并且延续千年不衰，成为中国军事思想和中华武术思想的核心要义。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7年，晋楚展开“邲之战”，楚军获胜，不过楚庄王战后并没有得意忘形，反而深刻自省。他将“武”解释为“止戈为武”，意思是能够停止战争才是真正的“武”。这种观念既吸收了《诗经》中歌颂周文王和周武王用武功平定天下、恢复和平的内容，亦继承了《尚书》中“明德慎罚”“义刑义杀”的理念，并且影响到后世“刑期无刑”“杀以止杀”“战以止战”的观念，塑造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又勇于捍卫正义的精神品质。

　　除此之外，楚庄王还提出“武有七德”的观念，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乐”“丰财”。我们略作引申，“武之七德”可以理解为制止暴力、消灭战争、施行德政、传承功业、安定人民、团结友邦、充盈财富。这些内容一定程度上依据的是《诗经》中歌颂周文王和周武王伐纣建周功绩的诗篇。

　　在2600多年前，我国统治者就已经确立了这样的政治理想，并在之后反复强调，还将这一理想化为帝王之谥号（汉武帝等），以提醒和告诫后世执政者。《逸周书·谥法解》中记载，“武”这一谥号所代表的内容为“刚强直理”“威强睿德”“克定祸乱”“刑民克服”“大志多穷”，前四者在强调武功的同时，也强调要坚守正义、忠恕、美德和法则，而最后一条则是提出警告，告诫执政者不要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认为不加节制的“武”不仅会令人困穷，更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楚庄王提出的所谓“武之七德”，不仅包含了悲天悯人、天命所归的和平理想，还具有追求德政的政治理念，强调安居乐业、增加财富的现实意义，这样一个立体的“武德”观念从此树立起来，并且代代传承。

　　2、“文武兼备”，中国武术绵延不绝的传统品格

　　宋代学者洪迈曾经指出：“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国，军将皆命卿，处则执政，出则将兵。”验之先秦文献，此说良是。《周礼》中记载，“保氏”之官负责教育贵族子弟，其中重要的教学内容就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简单地说，礼、乐，乃礼仪规范；书、数，乃文化知识；射、御，则为军事才能，分别指射箭和驾车。春秋时期的战争以车战为主，因此驾驭马车便成为一项基本武艺，而射箭则是冷兵器时代具有杀伤力的武艺。显然，当时的贵族子弟不仅要有较高的文化与礼仪修养，还必须具备战士的基本素质。先秦时期文武合一的传统，使得中国武术从一开始就被丰富的人文和礼法内容所浸染，有着深入骨髓的“君子”风度，从来就不是一项单纯的杀戮技术。

　　《诗经·秦风·小戎》一诗提及驾驶战车的武士时说，“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我国古人认为“君子比德于玉”，而玉有“十德”，即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认为拥有这些品质的人才能真正了解和践行天地之“道”，才能称为“君子”。在诗歌中，这样的君子同时也是一名驾驶战车、戍守边疆的武士。同样在《诗经》中，我们还看到这样的描写：“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四牡騑騑，六辔如琴”，这是形容驾驶技术的娴熟；“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射则臧兮”，这是形容射箭技术的高超。由此可知，武艺乃“君子”必备，它不仅仅是一项技能，还与道德和风度紧密相关。

　　在《孟子》中，有关于孟子与其弟子公孙丑讨论如何才能做到“不动心”（即意志勇敢坚定）的内容。孟子举出北宫黝、孟施舍和曾子三人培养勇气的方式。北宫黝大概是一位武士，其培养勇气的方式在于“争胜”；孟施舍大概是一位将领，其培养勇气的方式在于“不惧”；曾子是孔子的弟子，他继承了孔子培养勇气的方式，即“守义”。孟子认为，北宫黝和孟施舍的方法都不如曾子的方法得其要领。然后，孟子又提出自己的方法，即“养吾浩然之气”。此“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虽然孟子讨论的是人的意志问题，但是他借助武士、将领和儒者“养勇”的不同方式展开论述，将“武勇”的外在功夫转化为“养气”和“正心”的内在精神修炼。这一思想主张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刚直的浩然正气，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武术内外兼修的品格。

　　先秦时期，“文武不分”、文武合一。我们从《左传》等文献中看到，吴王夫差侵伐鲁国，鲁国的大夫微虎征募勇士准备夜袭吴王，孔子的弟子有若即在其中；齐国侵伐鲁国，孔子年轻的弟子樊迟担任车右，冉求则率领左师，持矛突入齐军，获得胜利；卫国发生内乱，孔子的弟子子路救主失败，结缨而死。孔门弟子，以讲求仁义、研习礼乐、文质彬彬著称，同时又有勇气不避锋刃、舍生取义。即使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子，其著作中《备城门》等二十篇皆为具体的守城之法，且墨子从齐国至楚国，长途跋涉，制止公输班攻宋，其侠义精神与军事才能，展现出与儒家共通的“文武兼备”特点。尽管后世随着官僚系统和选官制度的发展，特别是科举考试的成熟，文武逐渐分途，但是“文武兼备”作为古老的人文传统，依然在塑造着中国武术的精神内核，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和理想追求。

　　魏文帝曹丕，善骑射、击剑、双戟，他在《典论》的《自叙》中讨论武术的内容，成为后世了解当时武术发展情况的宝贵史料；明嘉靖年间的进士唐顺之，官至右佥都御史，参与抗倭，其所作《武编》被《四库全书·子部·兵家类》收录，他还曾向戚继光传授枪法，令戚继光叹服；王余佑，明清之际北方理学的代表人物，精技击、善谈兵，梁启超谓其所著兵书为“革命军教科书”。

　　黄百家，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之幼子。黄氏父子在清初学术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为人所忽略的是，黄宗羲所作《王征南墓志铭》和黄百家所作《内家拳法》是有关“内家拳”的重要史料，也可以说是明末以来拳分内外之滥觞，而黄百家则是“内家拳”的主要传人之一。历史学家马明达在《说剑丛稿》一书中指出：“明末清初，南北文人中曾出现一股研讨兵学和崇尚武艺的风气。”除了黄氏父子之外，南方有吴殳、陆世仪等人，北方有傅青主和颜元、李塨等人。颜元曾说“文武缺一岂道乎”，这与当时明清易代、国家扰攘的历史背景相关。同时，相关学者也开始反思长时间文武分途后，重文轻武所造成的武备松弛、士风疲弱、游谈无根，从而转向更加务实的学术取向。

　　清末至民国时期，面对西方列强的侵侮，中华儿女再次掀起“文武兼备”的浪潮。近代国学大师黄侃曾发表《释侠》一文，褒扬古代与儒并行、以武犯禁的“侠”。黄侃在文章中不仅从文字学的角度分析“侠”字，还将其上升到“夹辅群生为志”的高度，即以行动保护民众利益，维护社会正义。他将仁侠、儒侠并举，高扬“文武兼备”之意蕴，其主旨在于争取民族和国家的独立，拯救中华民族于列强之压迫。这种精神将儒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注入到侠士的个人行为之中，将“君子”人格从朝代更迭的道德选择升华为维护国家大义的家国情怀，将“武德”从内向的寻求社会秩序转化为外向的建构天下秩序。

　　《礼记》中说：“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敢行礼义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义；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用之于战胜则无敌，用之于礼义则顺治；外无敌，内顺治，此之谓盛德。”中国之“武”，不仅敢于战胜无敌，同时也敢于礼义顺治，这才是“勇敢”。所谓“文武兼备”，其实正是这种“勇敢”的体现，这不仅是个人的意志，更是家国天下的理想。

　　3、“兼容并包”“求真务实”，中国武术生生不息的源泉与动力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中国武术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发展起来的，有着“兼容并包”“求真务实”的突出特性。

　　在明代东南沿海的抗倭战争中，朝廷曾从广西调遣英勇善战的壮族“俍兵”参与抗倭，其中一支由田州土官岑猛的妻子瓦氏夫人率领，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瓦氏夫人以治军有方和战术出奇而闻名，她率领的“俍兵”能“以少击众，十出而九胜”，得益于“岑家兵法”和“瓦氏刀法”的助力。杭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李吉远认为，在抗倭战争中起到决定作用的戚继光的“鸳鸯阵”很可能借鉴了“岑家兵法”。瓦氏夫人擅使双刀，抗倭时曾将双刀法传授给弟子项元池，项元池又传授给吴殳，吴殳在他的武学名著《手臂录》中作有《双刀歌》，以记录此事。吴殳还将自己从河北“渔阳老人”处学得的剑法融入瓦氏双刀法，并且将瓦氏双刀法进一步演化为枪法。正是吴殳的学习与改造，使得广西壮族的武术与中原武术互相交流融合，形成了新的武术招式与技术理念，而这也正是中国武术“兼容并包”的典范。

　　马明达在《燕山常巴巴轶事辑述》一文中指出，西北地区以天启棍和八门拳为主的传统武术体系，很可能源自一位名叫常燕山的民间回族武术家。马明达指出，常燕山在传授武术时，一开始就注意协调好不同民族拳家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以后的和睦相处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与瓦氏夫人参与抗倭并传授双刀法的历史故事有着相似的积极意义。历史上中国武术“兼容并包”的特点，有利于取长补短、开拓创新，使其成为不断积累和丰富的宝贵文化遗产。

　　中国武术之所以能“兼容并包”，与其一贯的“求真务实”追求密不可分。“武之七德”中，“禁暴”“戢兵”“安民”“丰财”，就是相当“务实”的德行。魏文帝曹丕在谈到射箭时说，在靶场中练习射箭远比不上打猎；他与将军邓展比剑，虚虚实实，四次取胜，然后对邓展说“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这都表现出曹丕在武术上反对教条、强调实践的特点。

　　清末民国以来，为让中国武术走上科学发展道路，以武术史学家、体育史学家唐豪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从事中国武术史的研究。通过整理武术文献、考证武术历史、实地搜集资料，唐豪撰写了《太极拳与内家拳》《内家拳》《少林武当考》《少林拳术秘诀考证》《中国古佚剑法》《中国武艺图籍考》等专著。唐豪的武术史研究并非单纯的史学研究，他也致力于解决困扰中国武术发展的现代性、科学性和实践性问题，让中国武术能够在现代社会重新焕发生机，让中国人能够借助武术强健体魄、塑造精神。

　　中国武术流派众多，如何建构起一套为大家普遍认可的标准，并在相互切磋中使其发扬光大呢？1928年，“中央国术馆”成立，正式开设训练班，培养武术老师，于1928年和1933年举办了两届“国术考试”。1935年，在上海举办的全国运动会上，国术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1952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后，武术被列为推广项目。1953年，在天津举行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上，武术是重要内容。此后，武术愈加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一步步发展、兴盛。1991年，在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武术被列为竞赛项目，并且制定了相应的竞赛规则与裁判法。

　　中国武术文化在交流互鉴中传承发展，逐步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被认知、认可、认同的缩影。作为中国武术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少林功夫早已“破圈”出海，2006年5月，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太极拳，是基于阴阳循环、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养生观念，以中正圆活为运动特征的传统体育实践。2020年12月，太极拳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截至目前我国传统武术类项目中唯一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中国的古典文献中，“武”字还有足迹的意思。《诗经·大雅·下武》中说“下武维周”，《周颂·武》中说“嗣武受之”，都有继承前人功绩的意思。对于中国武术，我们不仅要继承崇尚武德、文武兼备、兼容并包、求真务实等优良传统，还要敢于在前进中开拓创新。唯有如此，才能让中国武术这颗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明珠更加耀眼夺目、熠熠生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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